泰汇率换算人民币汇率怎么算(汇率风险论文汇总十篇)

汇率风险论文汇总十篇

2005年7月21日,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之后又相继出台了扩大即期外汇市场交易主体范围、引入询价交易方式、扩大远期结售汇范围、允许掉期交易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在金融监管方面,以《市场风险管理指引》、《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为核心,以《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为补充,以《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监管手册》为检查工具,一套相对完整的市场风险管理和监管法规体系已基本建立。这样,无论是从市场环境看还是从监管要求看,提高与完善商业银行汇率风险管理水平都迫在眉睫。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本质是将原先完全由中央银行承担的汇率变动风险,通过汇率弹性的扩大,将部分汇率风险转移至企业和个人等经济活动主体承担,从而减少中央银行调节汇率的成本。对于我国的银行业而言,这是一个福音。由于人民币长期以来盯住美元,中央银行吸收了全部汇率变动的风险,以美元计值从事国际经济交易的企业在客观上并无汇率风险。只是以非美元计值从事国际经济交易的企业有管理汇率风险的需求,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银行为企业提供金融工具进行汇率管理的积极性。而在新的汇率制度下,从事国际经济活动的主体将会面临汇率变动带来的风险,银行业就可以不失时机地提供诸如远期合约、外汇期权、货币互换、保理、福弗廷等可以避免汇率风险的金融工具和产品,以满足各经济主体的避险要求。个人外汇理财和人民币理财业务也会因汇率变动剧烈性与经常性而获得新的拓展空间。从国外汇率风险管理的经验看,汇率风险管理主要是通过金融机构提供的各种金融工具来实现的。

汇率改革在给商业银行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让商业银行面临严峻的挑战。汇率的波动将直接影响银行的外汇敞口头寸。,新的汇率制度下,商业银行以外币计价的各种资产与负债,会随着汇率的波动而发生变动,从而产生盈亏;银行客户的外汇风险上升会影响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汇率波动的频率提高后,银行客户面临的外汇风险会增加,直接从事国际贸易的企业会因汇率波动而导致盈亏起伏,进而影响企业的偿贷能力,使银行贷款的风险增加。最后,外汇衍生产品给银行带来的风险增加。从2005年8月2日开始,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范围扩大,交易期限限制放开,同时允许银行自主报价,并允许银行对客户办理不涉及利率互换的人民币与外币掉期业务。这些措施的出台在促进银行外汇衍生交易发展的同时,也使得银行面临的各种相关风险增加。在提供远期、掉期等衍生产品时,银行能否准确进行定价,能否有效对冲和管理风险,直接决定着银行的竞争力。

由于我国长期实行事实上的固定汇率制度,致使国内商业银行外汇风险管理水平普遍不高。具体表现在:

一方面,从知识水平来看,目前不少商业银行的高层管理人员缺乏外汇风险管理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甚至对外汇风险缺乏起码的了解;另一方面,银行人员,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在思想上对在新的汇率制度下银行的外汇风险重视不够,主观上没有加强外汇风险管理的动力。这样,无论是从客观上的能力来看还是从主观上的意愿来看,管理层均不能对外汇风险管理进行有效的实施与监控,致使银行外汇风险管理难以落到实处。

很多银行根本没有制订正式的书面市场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即便制定了相关的政策与程序,从政策和程序覆盖的分支机构和产品条线看,仍然没有完全覆盖商业银行的各个分支机构、产品条线以及银行的表内、表外业务。另一方面,在制度的实施与执行这一环上,一些制度没有有效地贯彻落实,甚至根本无人执行。

发达国家的同类银行早已能娴熟地运用各种市场风险的计量方式,包括缺口分析、久期分析、外汇敞口分析、敏感性分析、情景分析以及VaR方法等。而国内的银行才刚刚开始尝试计算风险敞口,有些银行甚至至今都不能准确算出本行所承担的单一货币的敞口头寸和所有外币的总敞口头寸。一些银行尽管能够计算VaR值,但并没有把它运用到银行日常风险管理中,如设置交易员限额和产品限额等。而对风险的监测、控制能力则更弱。一方面是由于对风险管理的监测与控制是以对风险的准确识别与计量为基础的,在对风险的识别与计量都无法完成时,对风险的监测与控制就无从谈起了;另一方面,对风险的监测与控制还有赖于完善的风险管理政策与程序。

很多银行还没能建立与外汇业务经营部门相互独立的外汇风险管理、控制和审计部门。内部审计对外汇风险管理体系的审计内容不够全面,没有合理有效的审计方法,并且,审计部门重事后稽核,轻事前防范,也没有日常的稽核监督。同时,由于稽核部门没有垂直管理,在行内与一般的部室平行设置,所以也缺乏权威性、独立性,对同级银行管理层没有约束,更谈不上监督。另外,由于外汇交易、外汇风险有较强的技术性,没有专业的内审人员,很难发现银行外汇业务中的潜在风险点。实际上,当前银行的内审部门几乎无人具备开展针对外汇风险审计的能力。另外,大多数银行都没有进行过针对外汇风险(市场风险)的外部审计。

对现有银行高管人员进行相关的知识培训,以增强其风险管理意识与相关的知识;让真正精通风险管理的优秀人才进入高级经理层甚至董事会,这样才能真正为各项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的制订与实施提供保证。

制定自上而下的外汇风险管理的授权政策和自下而上的报告政策与程序,做到组织合理、权限清晰、责任明确。新产品、新业务的内部审批程序应当包括由相关部门,如业务经营部门、负责市场风险管理的部门、法律部门、财务会计部门和结算部门等对其操作和风险管理程序的审核和认可。要尽快培养和建立一支具备专业知识、能够对包括外汇风险在内的市场风险进行审计的队伍,加强内部审计检查,确保各项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得到有效执行。

由于各种原因,目前国内银行风险管理人员专业化水平程度不高,即便涌现一些优秀人才,也会因激励不够或是工作环境不理想而大量流失。人才资源是服务业的核心资源。要建立系统的培训制度、有竞争力的薪酬管理制度和升迁制度。要把引进人才、培养人才和留住人才放在战略的高度。

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企业将面临外币贷款中的汇率风险。通过借鉴国外企业外债风险管理中科学而完整的风险管理体系，结合我国外汇管理体制以及企业的实际状况，建立健全外币贷款风险管理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有三十年，根据积极、合理、有效的利用外资的方针政策，截至2006年底，我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854亿美元。

我国外债主要是外国**和国际金融组织提供的贷款。这部分资金具有贷款期限长、贷款利率低等优点，深受企业的欢迎。在实际运作中，该部分外债真正承贷及还贷的主体是国内企业。一旦企业出现偿债能力的问题，将不可避免地将其转嫁给国内金融机构和国家财政，从而影响国家总体外债安全。

如北京奥林匹克饭店、中德合资武汉长江啤酒有限公司等均是因本币大幅贬值造成企业无力偿还债务而倒闭的。总体而言，目前我国大多数企业对外币贷款的风险管理认识程度不够，对汇率风险的规避意识淡薄，相应的风险管理体系极不成熟，急切需要外债风险管理方面的理论指导与实务方面的经验。

外债风险不仅从宏观上影响一个国家经济的稳定和信用，而且从微观上影响一个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目前，我国外币贷款使用企业已经开始关注风险管理问题，并着手使用一些基本的衍生工具来管理外汇贷款风险。然而在实际中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

例如，债务风险管理意识淡薄，“重筹资，轻还贷”和“圈钱”思想盛行；国有企业体制性缺陷造成管理者缺少长远的规划或者具体操作的随意性；缺乏风险管理意识，不能准确把握汇率和利率市场变动情况、熟知各种金融工具应用的专业人才；缺乏合理的外债风险管理激励约束机制和相应的风险管理工具等等。

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金融系统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人民币汇率改革一年后，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从8.27元人民币/美元上涨至接近8元人民币/美元，年变动幅度达到3.3%。

由于人民币兑换美元、欧元及日元等主要货币每年都发生较大幅度的变化，汇率风险已经成为我国企业外币贷款过程中值得高度重视的一个风险来源。

汇率风险主要是指由于企业经营收入货币与外债债务偿还支出货币的币种不匹配，在外债债务未清偿前，因汇率变动而产生偿债成本增加的风险。主要表现为收入货币贬值或支出货币升值导致借用外债单位的偿债成本上升。

目前我国企业外债汇率风险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其一，汇率制度改革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使得人民币汇率的波幅趋大趋频，整体汇率风险增加。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直接后果就是较大幅度的升值。至2008年1月3日，人民币汇率已经达到7.27元人民币兑1美元，升值幅度达到12%。

同时，市场化后的人民币汇率更容易受到国际、国内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波动的频率、幅度将进一步扩大，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从而使外债债务的整体汇率风险有所加大。

其二，日元和欧元债务潜在风险大。日元和欧元一直是汇率波动较频，波幅较大的币种，欧元从2002年至2006年7月，兑换美元波幅达到60%以上。如果持有这两种货币债务的单位而不对其日元和欧元债务进行风险管理，未来发生损失的可能性很大，并有可能超出债务单位所能承受范围，导致偿债危机，严重的将可能影响到企业的生存。

相对于固定汇率制度而言，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的波动幅度要大得多，因此对外币贷款企业带来的风险也增加了许多。而目前外汇市场汇率波动的特点是汇率走向更加无序化，影响汇率变动的短期因素更加令人难以捉摸，凸显汇率风险管理的日益重要。

汇率风险一般包括本币、外币和时间三个因素。在企业偿还外币贷款过程中，均需要以本币兑换成所需偿还的外币，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本息的偿还。在这个确定的时间范围内，本币与外币的兑换比例可能发生变化，从而发生汇率风险。

外币贷款的时间结构对汇率风险的大小具有直接影响。时间越长，则在此期间汇率波动的可能性就越大，汇率风险相对就越小；时间越短，在此期间内汇率波动的可能性就越小，汇率风险相对就越小。我国企业在外币贷款偿还过程中，由于产生收益的是人民币，而需要偿还的贷款都为日元、美元、欧元等外币，因此，这是一种典型的“货币错配现象”，收益与债务的不匹配给外汇贷款债务人平添了一层汇率风险。

根据外汇风险的作用对象及表现形式，通常将汇率风险分为交易风险、经济风险、折算风险及国家风险。

将汇率风险进行分类，有利于确定风险管理应采用的最有效的方法。

对使用外币贷款的企业而言，其还债过程中所面临的汇率风险是具有双面性的。由于汇率未来变动的方向、时间以及规模的不确定性，汇率的波动既可能减小企业的偿债成本，也可能增加企业的偿债成本，使企业遭受损失。如果汇率的波动方向是不利的，企业的收入货币本币相对于所借外币贬值，则企业的外币借款成本上升，企业遭遇损失。反之，如果汇率的波动方向是有利的，企业的收入货币本币相对于所借外币升值，则企业的外币借款成本下降，企业获利。

准确度量外债项目所面临的汇率风险是企业管理层进行风险决策的必要前提。企业在进行外汇债务风险计量时可采用情景分析、压力测试、敏感性分析和在险价值四种常用的方法。通过该四种计量方式计算，一般可以满足企业财务从不同角度和侧重对风险的认识和分析。

情景分析是当市场风险监控人员预测会发生影响市场的重大事件时，就多个风险因素建立较为全面的模拟环境，应用于当前的头寸，以测算可能发生的盈亏的一种风险管理手段。在外债风险管理中，企业根据专业金融机构对汇率和利率走势的分析判断，分析企业外债风险。

情景分析为管理层更好地应付市场变化提供了有利的信息，是一种策略分析技术，可用来评估在发生各种不同事件的情形下，对企业外债的影响。

进行情景分析的关键首先在于对情景的合理设定；其次是对设定情景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以及由此对事态在给定时间内可能发展的严重程度和投资组合因此而可能遭受的损失进行合理的预测；最后得出情景分析报告。

情景分析方法简单、直观，但存在对汇率和利率走势分析主观判断的成分较大的问题。

压力测试是指将整个金融机构或资产组合置于某一特定的极端市场情况之下测定债务风险程度的一种方法。

在压力测试中，由测试者主观决定其测试的市场变量及其变动幅度，变量变化的幅度可以被确定为任意的大小，而且测试者一旦确定了测试变量，就假设了测试变量与市场其他变量的相关性为零，不用再担心测试变量与其他市场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它不需要探究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不需要复杂的数学计算，所以比较适合债务风险的定性认识和一般流。

压力测试可以模拟市场任何因素的变动幅度，从而计算出企业外债的极限风险。

压力测试理论上并不复杂，但在实践中仍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是市场变量相关性和测试变量的选择问题。压力测试的一个重要假设是所选测试变量与市场其他变量的相关

性为零。因此，变量的选择要考虑其是否真正独立于其它变量，是否有必要将一组变量作为测试变量，或进行二维联合测试。其次需要对分析的前提条件重新确认。进行压力测试，某一或某些市场因素的异常或极端的变化可能会使得风险分析的前提条件发生变化。某种在正常市场状态下有效运行的基本模型，在市场危机时可能也会失效。

每次压力测试只能说明事件的影响程度，却并不能说明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与情景分析相比，压力测试只是对组合短期风险状况的一种衡量，可以说只是风险管理中一种战术性的方法，而情景分析则注重比较全面和长远的投资环境的变化，因而可以说是一种战略性的风险管理方法。

敏感性分析是指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研究单个市场风险要素的变化可能会对外债偿还成本造成的影响，是应用最为广泛的方法。

敏感性分析首先需要风险管理者确定影响企业外债成本的主要变量；然后通过计算显示债务成本对各变量的敏感性。对于不同敏感程度的因素，企业可以采取不同的措施。

敏感性分析计算简单且便于理解，在市场风险分析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该分析的*限性在于它只能判断出外债偿还成本对风险因素的敏感程度，但不能反映不确定因素发生可能性的大小以及在各种可能情况下对偿还成本的影响程度。因此，在使用敏感性分析时要注意其适用范围，实务分析中一般结合VaR进行分析。

在险价值就是在一定的持有期和一定的置信区间内，一个投资组合最大的潜在损失是多少。VaR是一种利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来评价风险的方法，它可以使投资人既知道潜在损失的金额，又知道损失发生的可能性。

VaR风险衡量方法适用面较广，适用于综合衡量包括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在内的各种市场风险。

在企业外债风险计算中多用历史交易资料模拟法，即根据历史的统计数据，计算出未来可能的汇率和利率分布，从而进一步计算债务风险暴露在一定概率范围内发生的最大损失。

历史模拟法是一种非参数方法，可以有效处理非对称和后尾问题，诸如非线性、市场大幅波动等情况，以便捕捉各种风险。但是，该方法计算出的VaR波动性较大，存在严重滞后而导致VaR的高估等风险。

虽然风险值评估法是公认的风险管理有效的计量工具，但也存在若干*限，主要体现在：

首先，该方法不能涵盖价格剧烈波动等突发性小概率事件，无法应对市场出现的极端情况，但往往正是这些事件给银行的安全造成最大的威胁。

其次，存在头寸规模的影响问题。在外债项目的VaR计算过程中，没有考虑头寸规模或大小对市场汇率和利率的报价的影响。但是实际情况中，不同规模的头寸在交易时价格是不同的。

一般而言，债权方可利用VaR模型进行风险测算和规避。而对于获取外币贷款的债务方，也可利用相关计量测试，分析该项目的风险得失，更为今后的财务策划提供实用的借鉴经验。

总体而言，各种风险计量的方法受到自身的条件影响，其应用范围、场合将受到一定的限制。

情景分析从更广泛的视野，更长远的时间范围来考察金融机构或投资组合的风险问题。这种具有战略高度的分析可以弥补VaR和压力测试只注重短期情况分析的不足。因此，情景分析应与VaR和压力测试结合起来，使得风险管理更加完善。

当单个模型的分析方法种类较多时，不同分析方法得到的结论也不尽相同。如在险价值分析中，可以采用历史分析法、蒙特卡罗模拟法等手段进行分析，得到不同的结果。究竟采用何种手段，该种手段风险分析的方法是否正确都是较难确定的问题。

由于我国对外币贷款风险管理的理论研究较晚，相应的管理体系不成熟、不健全。企业普遍存在金融风险管理的防范意识薄弱，缺乏相应的风险管理人才等问题。而在实际经营中，尤其在铁路、公路的外币贷款建设中，有些必须是通过将盈利所得的人民币兑换成相应的外币（美元、日元、欧元等），然后进行外债的偿还。在还债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外币贷款的价值会因为相应货币汇率的波动而变化。因此，利用何种工具对面临的风险进行计量是企业经营中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

通过对企业外币贷款的汇率风险的分析，笔者选择了四种风险计量方法，对可能存在的金融风险进行测算，为企业外币贷款金融风险管理提供了理论参考。

在具体实践中，笔者建议企业的管理者可以通过衡量企业自身抵抗风险的能力，选择相应的风险规避方式和手段，以更好地面对企业经营中的实际问题。

进出口贸易是典型的涉外经济活动，企业在外贸业务中要收付大量的外汇或拥有以外币表示的债权和债务，故涉及外贸活动的企业受汇率变动的冲击更为显著和直接，面临的汇率风险也更大。

一、汇率风险的形成机理

在外贸业务中，从最初的合同订立到最终的货款交付，一般都有一段较长的时间间隔，在此期间若外币升值，进口企业支付既定的外币数额要付出更多的本国货币；而若外币贬值，则出口企业收进既定数额外币结汇时可得的本国货币更少了。虽然以外币表示的款项数目没有变化，但反映到企业的收益水平上，汇率波动带来的损失可能远远超过企业进出口业务所获得的利润。

（二）汇率波动产生利润风险和市场占有率下降风险

当人民币升值时，在汇率完全传递的情况下，我国出口商的外销价格如果与货币升值上升同等幅度，在国际市场上此商品价格需求弹性较大的情况下，那么出口的数量就会锐减，进而导致出口企业丧失市场份额，收益下降；如果出口商自己承担一部分本币升值带来的利润成本，只部分地提高出口品价格，则会直接导致其出口利润下降。他们只有自己承担大部分本币升值带来的成本，而无法向外国进口商转嫁，因此，当前人民币不断升值的现实背景加剧了出口厂商的利润风险和国际市场占有率下降的风险。

在我国，符合条件的企业在账面资产上不仅有人民币资产而且有外币资产，但其综合财务报表上的资产和负债都要统一折算为人民币来表示。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变动，资产负债表中某些项目的价值也会相应改变。目前我国规定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日波幅远远小于兑非美元货币汇率的日波幅，对于最终财务成果以人民币结算的我国企业而言，如果他们使用非美元货币计价结算，则其面对的汇率风险要高于用美元计价结算。

（四）汇率变动将强化企业预期并影响其业务拓展

现实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将对出口企业的预期产生很大影响，并进而影响其业务拓展。在企业预期人民币汇率持续走高的情况下，其可能会通过提价来确保正常收益，但当进口国的货币购买力保持稳定或出现对内贬值时，提价的结果将使得企业损失大部分客户，进而导致经营困难。

人民币汇率改变有可能会导致企业价值发生变动。比如，对于我国外贸企业而言，如果基于公司价值的层面，在人民币汇率的单边升值走势下，以未来美元现金流的现值衡量的企业价值，将出现较大幅度的缩水，从而

在2005年7月21日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之后，人民币就走上了逐步升值的道路，且升值幅度呈递增态势，我国企业对外贸易的汇率风险因此逐渐积累和放大。

人民币汇率风险的程度可由方差计算的波动率和币值变动幅度来综合反映。从图1可以看出，经过汇改初期的微幅波动之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程度逐渐上升趋势。2005年汇改至年底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日间波动率仅为0.0001，人民币汇率仅升值0.5%；2006年的波动率迅速上升至0.005，人民币汇率也升值了3.4%；而2007年的波动率进一步扩大至0.017，人民币汇率也升值了6.9%。这就意味着，在2007年，如果企业没有做任何汇率风险的防范措施，仅人民币升值一项就使其利润率减少6.9%以上。而从2007年末到2008年2月底，人民币两个月升值幅度就达到2.1%。对于那些习惯了在国际市场上靠薄利多销维持生存的国内企业而言，这种汇率变动的风险已经对其敲响了警钟。

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单边升值相比，人民币对欧元汇率呈现出双向波动的走势。在2005年初至2007年末这段期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动率为0.07，而对欧元汇率的波动率为0.15，可见国内企业对欧洲贸易的汇率风险程度更高。另外，人民币对欧元汇率的方向并不固定，汇率风险更难确认。在2005年11月16日之前，人民币对欧元汇率由10.98升值到9.43，但此后人民币对欧元朝着贬值方向演变，至2007年末，已贬值到1欧元兑换10.65元人民币，贬值幅度高达13%。这就意味着，那些以欧元作为结算货币的国内进口企业，汇率变动已经使进口成本上升了13%。表1反映了这几种汇率的统计性质。

表1数据表明，人民币与我国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汇率波动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基于标准差和方差的分析都表明人民币与港币汇率波动幅度最小，与英镑汇率波动幅度最大，与欧元汇率波动幅度也比较大，与美元和日元汇率波动幅度基本相当。由于这几种货币都是我国主要贸易伙伴使用的币种，波动幅度的增加显然是我国贸易商必须面对的交易风险。

上面的计算仅仅揭示了已经发生的风险程度，而将来要面临的汇率风险还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从国内外经济形势来看，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将会持续扩大，升值速度也将继续加快。一方面，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的国际收支顺差将继续增加。尽管国内经济高速增长，但受到社会保障、教育以及体制方面的约束，国内需求提升乏力，加大出口是消化国内产能的主要方式，贸易顺差的扩大必然增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对我国持续施加升值压力。欧美等国为保护本国利益或转嫁国内危机，通过各种途径要求我国放宽汇率波幅，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人民币汇率很难维持小幅微升的走势。此外，国内的紧缩货币调控以及由此引发的升值预期，也会促使人民币汇率继续走高。因此，未来的汇率风险程度还将有所上升，成为企业外贸活动中面临的首要风险。

从目前情况来看，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并未对我国外贸总体格*产生根本性的影响。2005年至2007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了52.9%，进出口贸易盈余更是增长了157.4%，这说明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还具有相当强的竞争力，劳动力、自然资源等要素禀赋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汇率波动的影响。尽管人民币相对美元持续升值，但我国企业的成本优势仍然较为明显。而且很多企业以加工贸易为主，人民币升值在增加出口成本的同时也降低了原料进口成本，两相折中后并未受到多大影响；另一方面说明我国企业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有所增强，可以积极采取合理措施规避汇率风险。

但是总体的波澜不惊并不能掩盖*部的负面冲击。由于特定行业的贸易模式区别较大，汇率波动的影响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异。人民币升值对进口比重高、外债规模大的行业而言是长期利好，但对出口为主、外币资产高的行业冲击较大。其中，纺织服装、农产品加工等低附加值、低利润出口行业将受到影响。纺织企业对于人民币升值的承受能力也在不断减弱。然而，对于那些技术和资本门槛较高的行业而言，如电子、机械、冶金等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这些行业中的企业利润率相对较高，且议价能力较强，能够在合同中增加合适的价格条款规避风险，人民币升值对其的冲击相对缓和。

此外，近年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增长也比较快，在我国对外经济合作关系中的地位日益提高。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已有相当大规模，2007年末累计使用外商直接投资达6189多亿美元。表面上看，进入我国的外资既能获得投资收益，又能获得人民币升值的收益，真可谓一举两得。但是，人民币升值带来的风险从我国近两年来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上早已体现出来，从2004年到2005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幅为28%，而从2005年到2006年，这数值已经下降到15%，从2006年到2007年进一步下降到14%。这说明，人民币不断升值并没有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更大的吸引力。因为一旦投资者将其外币资产换**民币资产，等若干年后再兑换回去时，可能面临人民币更大幅度的升值所带来的损失。因此，人民币不断加速升值以及仍然存在的升值预期显然会影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另外，已经获取相当投资收益的外资也会在各种借口和渠道下流出我国。它们一方面已经取得了投资收益，分享了我国经济调整增长带来的收益；另一方面经过这两年的人民币升值，它们也获得了升值带来的好处，正所谓一举两得。因此，不断加速升值的人民币很可能促使它们尽快汇出以实现收益。

针对上述几种主要的外贸风险，本文提出以下几点风险控制的措施与建议。

在对外支付中，应多使用软货币，而在收汇时则应多使用硬货币；在对外融资中，应争取使用软货币以便减轻债务负担。从目前的国际货币走势来看，美元将会延续弱势，而欧元的强势地位短期内难以改变，人民币也将持续升值趋势。因此，要力争在对外贸易中以美元作为支付和融资的货币，而用欧元作为收入结算的货币，尤其是用人民币计价结算。另外，还要注意保持外币资产与负债的币种匹配。

在发达国家，外贸企业利用衍生金融市场的金融工具进行保值操作是规避国际贸易中汇率风险最常用的方法。汇率保值操作主要有外汇远期、外汇期货以及外汇期权。这些现代衍生金融工具在西方企业的外贸风险控制中得到广泛应用，而我国企业对此还相当陌生。外贸企业应当积极主动学习掌握外汇避险工具。在汇率波动幅度逐渐扩大的情况下，培养外汇专业人才，不断积累自己的外汇风险管理能力，以便在汇率发生波动时采取适当措施保全自己的利润。

（三）择机确定合同价格和结算方式，适当分散交易风险

我国出口企业在结算货币呈现贬值趋势时，可适当提高出口价格，或与进口商约定按一定比例分担汇率损失；当结算货币可能升值时，我国进口企业可要求境外出口商降低进口商品价格。外贸企业还可通过提前或推迟结算时间来规避汇率风险。企业可以根据结算货币的汇率走向选择提前或推迟结算，如果预测结算货币相对于本币贬值，我国进口企业可推迟进口或要求延期付款，而出口企业可及早签订出口合同收取货款，反之，进口企业可提前进口或支付货款，出口企业可推迟交货或允许进口商延期付款。

参考文献：

1、赵明昕.出口贸易中的国家风险管理[J].保险研究,2006(6).

2、侍伟.出口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组合型方案[J].中国外汇,2006(5).

摘要针对国际工程中承包商面临的汇率风险，本文首先通过对影响汇率的因素和汇率理论进行分析，指出了汇率的随机波动性使得承包商难以可靠预测特定日期的汇率，从而必须面对汇率风险。进而从承包商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应对汇率风险的基本思路、阐述了应对汇率风险的具体方法。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汇率风险对承包商经营利润的影响是很大的，是承包商必需应对的风险。作为国际工程的承包商，需要在工程承包中，从项目开发开始直到项目结束的全过程，系统地考虑特定工程项目中所面临的汇率风险，选择适当的方法，比如，优化合同货币组合、在合同中加入调价规定、在企业内部总体平衡、利用金融工具等，对汇率风险进行控制和管理。论文关键词：风险管理；汇率风险；国际工程承包一导论在国际工程承包项目中，对各种风险的管理一直是参与项目的各方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承包商面对的众多风险中，汇率风险是普遍的、不可回避的风险。特别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在近些年汇率大幅波动的情况下，对汇率风险的管理和应对就更有其紧迫性和现实意义。随着我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趋紧密，我国企业在国际工程承包市场中快速发展。比如，2000年我国对外工程承包完成的营业额为83.78亿美元，到2011年就达到了174.68亿美元，在五的时间内翻了一番还多。由于我国对外承包工程的主要市场是风险相对较高的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市场，承包商对汇率风险的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编写的《菲迪克(FIDIC)合同条件》，规定了包括合同价格和付款在内的国际工程承包合同的一般内容2。该合同条件规范了业主、承包商、监理工程师各方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已成为了国际工程承包合同中的基本参照条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九五"国家重点图书"国际工程管理教学丛书"对包括风险管理在内的国际工程管理涉及的各主要方面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其中，《国际工程融资与外汇》(第二版)一书较集中地论述了汇率风险管理问题；林九江先生在《利用金融、信用险等多种手段积极应对人民币汇率升值》一文中，针对2005年7月21日后人民币汇率因实行新的汇率机制而升值以来，如何使汇率波动对出口企业的影响降到最低的程度，从政策、金融、信用管理、企业经营管理、行业商会和信用保险等各角度提出了应对方案。另外，国际对国家风险进行的评级，从宏观的层面给出了国家风险信息，这些信息也有助于对该国汇率趋势和稳定性的分析。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005年首次出版的《国家风险分析报告》，从中国承包商的角度出发，分别对不同国家的风险进行了介绍和综合评级。由于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包括汇率政策在内的国家政策处于不断的调整和完善过程中，承包商所处的外界环境在不断发生着变化。随着我国金融行业与国际金融环境的接轨以及金融手段的创新，不断产生出了可供承包商选FIDIC合同条件由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编写，从1957的至1999年已进行了多次修订和改版。目前的最新版为1999年版，包括《设计采购施工(EPC)/交钥匙工程合同条件》、《生产设备和设计-施工合同条件》、《施工合同条件》、《简明合同格式》等四个文件，另外在前期出版的标准合同文件中还有《业主/咨询工程师标准服务协议书》等文件。择的新的应对融资风险的金融手段。门明教授编写的《金融衍生工具原理与应用》，系统介绍了金融衍生工具的原理和应用方法，为工程承包商利用金融衍生工具降低汇率风险提供了思路。前述文献从不同角度，为国际工程承包商提供了分析汇率风险、进行汇率风险管理的思路和操作方法。在这些文献的基础上，结合作者在工作中的经历，在本文中从承包商的角度出发，对国际工程承包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讨论了汇率风险难以预测的特点及其对承包商的危害，总结出了应对汇率风险的思路，介绍了多种应对手段。二、国际工程项目中承包商面临的汇率风险外汇汇率风险是指一个组织、经济实体或个人以外币计价的资产(债权、权益)与负债(债务、义务)，因外汇汇率波动而引起其价值上涨或下降的可能。对国际工程承包商而言，外汇风险主要是指由于外汇汇率波动而引起的应收资产和应付债务价值的变化。其主要表现是：第一，即期或延期付款的商品、劳务或工程，在标的物已发货或交付、而货款尚未收支这一期间，外汇汇率变化所发生的风险；第二，以外币计价的国际信贷业务中，在债权债务未清偿前所存在的汇率风险；第三，未交割的远期外汇合同的一方，在该合同到期时，由于汇率变化，交易一方可能用更多或较少货币换取另一种货币的风险。在国际工程承包中，在承包商开出各类付款保函、业主支付预付款、工程进度款，并扣留质量保证金已成了最基本的安排。在工程实施过程中，承包商以某种方式为项目融资、接受业主的延期付款从而承担汇率风险已成了一般安排。在BOT项目中，承包商承担汇率风险的时间经常达到十年以上。另一方面，承包商的融资、采购活动中也经常会涉及到汇率风险。强势货币和弱势货币都可能给承包商带来风险损失。由于承包商还要用本币进行项目结算，因此，本币、外币(可能有不只一种外币)和时间构成了外汇风险的三个基本因素。汇率风险可能对企业造成严重影响。近期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一个例证。因国际游资利用相关国家金融体系中的内在不平衡而刻意进行冲击，从泰国开始，各国**被迫放弃了本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各国货币大幅贬值。原来以固定汇率制度为基础投资于东南亚各国的公司因此而受到了严重冲击。如拥有240亿港元总资产的香港百富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PeregrineInvestmentsHoldingsLimited），就是因为受到本次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打击而被迫倒闭的。我国从事国际工程承包的企业很多缺少相应的生产/施工实体，主要利用自身的融资能力、管理能力和市场渠道承揽工程项目，通过分包/采购合同组成针对特定工程项目的联合体实施工程。在履约过程中，承包商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协调各方来完成工程的建设。由于市场竞争激烈，承包商的账面预算利润常在10%左右，而工程的建设及收款周期一般要几年。即使正常情况下，汇率在几年的时间内波动10%的情况也是常见的。当以外币作为合同结算货币时，由于汇率的波动，完全有可能大幅减少项目利润，甚至造成项目的亏损。三、影响汇率的因素及汇率的预测(一)影响汇率的主要因素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国家，其汇率(即期/远期)主要取决于对该国货币供求的变化。影响外汇供求变化的因素包括：国际收支状况、国民收入、通货膨胀率的高低、货币供给、财政收支、利率、各国汇率政策和对市场的干预、投机活动与市场心理预期、**与突发因素等。实行固定汇率政策的国家，其货币的汇率取决于货币当*的政策，其变化趋势更多受政策目标的影响。这里要注意的是，固定汇率是指将本国货币与国际上某个或者某些主要货币(如美元或者一篮子货币)的比率固定，其本币也会跟随该参照货币一同变动。现实中，多数国家都会对汇率进行程度不同的管理或干预，以实现其经济目标。(二)汇率理论及预测结果分析影响现实汇率形成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为了解释和预测汇率的变动，产生了多种理论。以下通过分析浮动汇率制下汇率决定的理论与实际情况的符合性，探讨汇率预测结果的可靠性。1、汇率决定的购买力平价理论及其对汇率预测结果的分析汇率决定的购买力平价理论的绝对形式认为两种货币之间的汇率是两国间总物价水平之比。根据一价法则，相同的商品应该有同样的价格。该理论是建立在没有交易费用、关税及其它限制条件，贸易自由的基础之上的，它认为所有商品都在国际间交易，各国也没有贸易结构性的变化(如战争)。购买力平价理论的相对形式认为汇率变化与两国物价水平的变化率之间存在比例关系

从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了新一轮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人民币对美元即日升值2％，即l美元兑8．1l元人民币。截至2007年l1月2日，l美元对人民币7．4624元，人民币呈单边升值的趋势。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中，如何应对升值风险成为国有商业银行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国有商业银行面临的升值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有商业银行外汇资本金面临贬值风险

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的外汇资本金来源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在境外股票市场，通过公开发行上市募集的外汇资金，比如建行、中行、工行在香港股票市场上市筹资以外汇计价部分资本金，由于人民币升值会导致募集的外汇资金相对于人民币贬值，此为第一类风险；二是由境外战略投资者认购的一部分股权形成的外汇资本金，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在股改上市之前均引进了国外战略投资者，国外战略投资者参股时大部分股份都以美元计算的，如中国建设银行引进美洲银行25亿美元、新加坡淡马锡公司l4．66亿美元，在人民币不断升值的过程中，特别是对美元的升值幅度较大，这些外汇资本金会相对贬值，此为第二类风险；三是由国家通过外汇储备注资方式形成的外汇资本金。受到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银行的外汇资本金折算**民币资本数额也会发生变动，此为第三类风险。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将会影响国有商业银行外汇资产的头寸匹配和不同币种搭配，从而直接影响到国有商业银行的抗风险能力。随着我国对外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内企业对外汇资金需求不断上升，然而国有商业银行的外汇资金来源并没有显著增加。据有关资料显示，在过去两年中，国内银行体系的外币业务贷存比一度高达90％12)上，反映出银行外汇资金供应相当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外汇信贷业务的需要，多家银行向主管部门申请了以人民币资金购买外汇，并向客户发放外汇贷款。这样做虽然解决了外汇资金来源问题，但是也造成了银行外汇资产与人民币负债之间的币种不匹配。当人民币出现升值时，必然给国有商业银行带来汇率损失。

由于人民币汇率浮动频率和区问不断加大，国有商业银行的结售汇等中问业务的汇率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按照新的汇率形成机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每天的波动幅度在千分之三以内。①目前，国内银行人民币兑美元的牌价一般按照前一天人民银行公布的中间价确定，同时对前一天各分支机构结售汇的轧差头寸在市场中平盘。如果出现市场平盘价低于对客户的结算价，银行就要承担其中的汇率损失。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实行新的安排后，意味着汇率的波动幅度比过去扩大，变动频率加快，如上图所示，人民币在汇改之后，一直处于单边上升通道。因此会导致国内企业的外汇风险上升，会增加银行受损的可能性。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汇率水平的调整不仅会直接影响银行的敞口头寸，也会通过影响企业的财务状况(特别是出口类企业)，而对银行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带来影响。汇率波动的频率提高后，银行客户面临的外汇风险会增加，直接从事国际贸易的企业会因汇率波动而导致盈亏起伏，这也就影响到银行盈利水平。

目前保险业有超过100亿美元的外汇资产，主要来源于保险公司海外上市融资，外汇保单业务收入，少量外资、合资保险公司的资本金和外汇运营资金，以及中资保险公司股份制改造中吸收的外资股份等，其中以人保财险、中国人寿和中国平安三大公司的海外融资为主。自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保险公司外汇资产面临严重的汇率风险。至2005年末，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上升了2.5%，由此造成中国人寿、人保财险和中国平安13.6亿元人民币的汇兑损失。在人民币预期升值的情况下，保险公司若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损失还将进一步扩大。因此，尽快提高汇率风险管理水平已成为各保险公司的当务之急。特别是保险公司海外投资政策的放开，对保险公司的汇率风险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保险公司汇率风险的类型及特点

汇率风险，又称外汇风险，是指经济主体在涉外业务中因汇率波动而蒙受损失的可能性。保险公司所面临的汇率风险通常是由于汇率波动的时间差、地区差以及币种和期限结构不匹配等因素造成的。汇率变动带给保险公司的风险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交易风险、折算风险和经济风险。其中，交易风险是指以外汇计价成交的交易因汇率波动而引起收益或亏损的可能性；折算风险是指公司为了编制财务报表，将以外汇表示的资产和负债换算成本币表示的资产和负债时所面临的风险，它会影响企业向股东和社会公开财务报表的结果；经济风险是指由于意料之外的外汇汇率变化而导致公司未来经营收益增减的不确定性。

由于持有外汇负债、存在对外支付需求以及经营外汇相关业务的要求等方面的考虑，保险公司需持有一定数量的外汇；同时，由于保险公司所持有的外汇资产的数量是动态变化的，因此，保险公司所面临的汇率风险既包括编制财务报表时面临的折算风险、汇兑交易时面临的交易风险，也包括潜在不确定性导致的经济风险。

在保险公司经营管理过程中，汇率风险对保险公司的外汇资产和负债、外汇业务、偿付能力以及投融资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形成潜在威胁。

汇率变动对保险公司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外币净敞口是在资产方还是在负债方，主要体现为外币资产和负债不匹配带来的重估风险。

一方面，保险公司所持有的外汇资本金会因为汇率的变动而影响其实际价值。人民币升值会给持有美元资产的保险公司带来负的财富效应，导致以本币计算的外汇资本金缩水。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和德意志银行的预测，2006年人民币可能升值3%-4%，摩根士坦利则认为，到2006年底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将达到7.5。分析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走势(见图1)发现，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人民币将继续保持稳中有升的趋势，而且这一趋势将持续较长时期。如果不采取汇率风险防范措施，保险业现在所持有的外汇资产将遭受更大损失。

另一方面，对外汇负债来说，保险公司的外汇负债主要是应付外汇赔款。人民币升值将使保险公司在支付等额的外币赔款时所对应的人民币实际价值降低。

总之，如果外币资产多于外币负债，净敞口在资产方，人民币升值虽然会导致外币资产和负债在折算**民币时都有所减少，但资产减少的更多，从而对保险公司造成不利影响；如果外币净敞口在负债方，人民币升值则会带来正面影响。

汇率变化对保险公司业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影响外币保单的实际人民币收入。外币保单与国内一般保单最大的差异，是外币保单是以外币定价。保户用外币缴纳保险费，保险公司在给付满期金或理赔金时，也依保户指定的外币支付。人民币升值将使保险公司外币保单的实际人民币收入下降。

2.影响保险公司的再保经营。由于保险公司的直保业务通常是用人民币计价，如果在再保业务中再保摊回赔款以美元计价，那么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再保实际摊回赔款的人民币价值将会下降，保险公司所承担的实际自负赔款额度上升，从而增加了保险公司的业务经营风险。

3.影响保险外汇业务需求。长期持有外币资产的民众在汇率风险意识提高后，会主动寻求规避汇率风险和分散投资风险的措施，从而大大增加对长期型的外币保单，如外汇储蓄类保险(外币的教育金保险)、外币投资类保险等投资理财性质的保险产品的需求，这将为保险公司拓展保险业务创造出巨大的市场空间。尽管当前外汇保险业务范围，仅限于人身意外险和财产险等短期险种，不包括投资理财性质的保险产品和长期寿险，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境内居民购买外汇人身保险的限制将会逐步放宽，境内保险公司将逐渐可以经营长期型外币保单、甚至是投资理财类外币保单业务。

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是影响公司经营的最重要因素。影响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因素主要有资本金、准备金和公积金、业务规模及保险费率。除此之外，保险资金的运用、再保险业务等情况也会对偿付能力产生影响。

人民币升值会引起保险公司外汇资本金的实际人民币价值贬值，也会给公司的业务经营带来重大影响，进而，会影响到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在外汇资金投资方面，由于政策的限制，中资保险公司不能进行外汇衍生品交易，这使得保险公司无法利用金融衍生产品作为对冲工具来规避汇率风险。在保险外汇资金投资收益不高的情况下，如果未来人民币升值幅度过大，所获得的投资收益将无法弥补汇率变动所带来的损失，也会对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带来一定影响。

汇率变动也会对国际商业资本的进入产生影响。从积极因素看，对于已进人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其利润汇出因人民币升值而实实在在地获得增加，其所获得的人民币收益的国际购买力也得到了提高，汇兑收益将促进已进入外资的扩张。在此示范效应下，如果海外预期人民币继续升值，将有利于增强我国保险公司在引进战略投资者时的谈判地位；

从消极方面看，初始资本门槛提高将对新资本的进入产生抑制作用。一国货币升值后，就会使该国成为更昂贵的投资地。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导致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下降，减少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

海外并购是我国保险公司实现国际化的主要途径。汇率变动会影响国内保险企业的并购成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保险企业的对外投资能力。一方面，人民币升值，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时，一定数量的人民币兑换的外币数量就会相应增多，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中国保险企业的海外扩张欲望。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后，保险公司外债本息还付压力减小，可以在外国向当地金融机构贷款，适时进行海外并购。

随着国家外汇政策的逐步开放，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和投资领域也在逐步扩大，这对保险公司汇率风险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保险公司应增强紧迫感，学习运用先进的汇率风险管理工具和方法，尽快提高汇率风险管理水平。

长期以来，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水平保持相对稳定，这使得一些保险公司的汇率风险意识较弱，把为防范汇率风险所付出的成本看作是额外负担。现在随着人民币汇率灵活性的逐渐增大，各保险公司必须要增强汇率风险意识。保险公司必须要在公司内树立全面、全员、全过程的风险管理意识，培育公司统一的风险管理文化，依靠最高管理者到基层员工各个层次的相互配合，把风险管理贯穿到业务的每个环节。

为了更加系统、有效地管理汇率风险，保险公司要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完善风险管理的组织架构，建立分工合理、职责明确、关系清晰的组织体系，制定汇率风险管理方面的相关制度，为汇率风险的有效控制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应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建立风险调整后的绩效考核标准和激励制度，激励经营管理人员不断提升汇率风险的管理水平。要建立风险责任制度和检查制度，明确各岗位的义务和职责，并通过风险管理部门、合规部门和审计部门的监督，促进汇率风险管理相关制度的有效执行。

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加强保险外汇资金的运用管理，提高保险外汇资金的经营效率等途径，减弱甚至抵消汇率浮动带来的损失。

1.加强资产负债管理

加强外汇资金的资产负债管理是加强外汇资金运用管理的前提。保险公司应在充分考虑外汇资产和负债特征的基础上，制定外汇资金投资策略，使不同的外汇资产和负债在数额、期限、性质、成本收益上相匹配，以便有效控制汇率风险。

某保险集团公司海外投资收益率扣除汇兑损失后，依然高于国内投资，从一个侧面说明扩大保险外汇资金的运用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减少汇率损失。因此，保险公司和监管机构应共同努力，扩大外汇资金运用规模，实现外汇资金有效益的流动，以收益冲抵汇率风险带来的损失。

即使在人民币存在预期升值的情况下，选择适当的投资渠道、提高保险外汇资金的投资绩效依然有可能抵消汇兑损失的影响。根据《保险外汇资金境外运用管理暂行办法》及实施细则的规定，保险公司的外汇资金可投资于银行存款、外国债券、银行票据、大额可转让存单以及中国企业海外上市股票等投资工具。但目前，保险外汇资金的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境内银行存款，投资品种比较单一，收益*限性较大。因此，保险公司应拓展外汇资金的投资渠道，优化投资组合，以提高外汇资金的投资收益，减弱汇率风险的消极影响。

根据规定，保险外汇资金的境外运用应该实行托管制，并委托境内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或境外专业投资管理机构管理。同时，由于各保险公司单独进行外汇资金投资的成本较高，因此可以选择委托资产管理公司投资的方式，通过外汇资金投资专业化来提高投资绩效、降低汇率风险带来的损失。

管理汇率风险是保险公司面临的严峻挑战，这有赖于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完善，尤其是外汇衍生品的丰富。对远期、掉期业务等金融工具的有效使用有助于保险公司防范汇率风险。由于目前市场上缺乏人民币汇率衍生工具，所以，通过资金管理的方式，即资产负债方式来管理汇率风险比较适合保险公司。保险监管机构应逐步放宽避险工具的使用，切实做好对冲方面的制度安排，并取消对保险资金投资金融衍生品部分限制，以便保险公司能够更好地规避风险。

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告,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改革,要求商业银行加强汇率风险的防范。商业银行如何适应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控制汇率风险,成为商业银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商业银行在人民币汇率改革进程中面临的汇率风险

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很多,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分类。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1997年9月公布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将商业银行风险分为信用风险、国家和转移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和声誉风险八类。市场风险的一个具体内容是外汇风险。银行作为外汇市场的造市者向客户公布牌价并持有各类币种的敞口头寸,在汇率波动剧烈时,外汇业务内在的风险特别是外汇敞口头寸的风险会增大。商业银行汇率风险主要是由于汇率波动的时间差、地区差以及币种和期限结构不匹配等因素造成的。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分为交易风险、折算风险和经济风险三种类型。

交易风险是指银行在对客户外汇买卖业务或在以外币进行贷款、投资以及随之进行的外汇兑换活动中,因汇率变动可能遭受的损失。比如,银行开展代客购汇业务,如果在得到客户定单与交割期间汇率发生异常变动,就可能给银行造成损失;银行的外汇存款和外汇贷款的币种头寸不匹配时,银行的汇率风险就会增加;外币存款期限与外币资金运用的期限不匹配时,也会导致汇率风险上升;银行在日常经营管理中需要保留一定量的未平盘头寸,也承担了汇率风险。

折算风险是指由于汇率变动而引起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某些外汇项目全额变动的风险,其产生是因为进行会计处理时将外币折算为本国货币计算,而不同时期使用的汇率不一致,所以可能出现会计核算的损益。比如:银行为了编制合并财务报表,需要将以外币表示的资产和负债换算成本币表示的资产和负债,这是就会面临汇率换算的风险,从而影响银行的财务报告结果。

经济风险是指由于汇率非预期变动引起商业银行未来现金流量变化的可能性,它将直接影响商业银行整体价值的变动。汇率变动可能引起利率、价格、进出口、市场总需求等经济情况的变化,这些又将直接或间接地对本行的资产负债规模、结构、结售汇、国际结算业务量等产生影响。如:本币汇率上升时,国内出口下降,收汇减少;进口增长,对外付汇增加;外资外债流入减少,对外投资则可能扩大。

当前,商业银行面临的汇率风险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商业银行外汇资本金面临的汇率风险。目前,国内商业银行的外汇资本金来源可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在境外股票市场,通过公开发行上市募集的外汇资金;二是由境外的战略投资者认购一部分股权形成的外汇资本金;三是由国家通过外汇储备注资方式形成的外汇资本金。受到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银行的外汇资本金折算**民币资本数额也会发生变动。如果人民币出现较大幅度升值,则商业银行的总资本金数额可能会发生较大缩水,这无疑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和经营绩效会产生不利影响。

第二,资产与负债的汇率风险敞口。在国际汇率有变动时,银行外汇资产的头寸匹配和币种搭配是否合理,将直接影响到商业银行的抗风险能力。随着我国开放型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外汇资金需求不断上升。对比快速增长的外汇资金需求,商业银行的外汇资金来源并没有显著增加。在过去两年中,国内银行体系的外币业务贷存比一度高达90%以上,反映出银行外汇资金供应相当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外汇信贷业务的需要,多家银行向主管部门申请了以人民币资金购买外汇,并向客户发放外汇贷款。这样做虽然解决了外汇资金来源问题,但是也造成了银行外汇资产与人民币负债之间的币种不匹配。当人民币出现升值时,必然给商业银行带来汇率损失。

第三,结售汇等中间业务的汇率风险。由于人民币汇率浮动频率和区间不断加大,商业银行的结售汇等中间业务的汇率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按照新的汇率形成机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每天的波动幅度在千分之三以内。目前,国内银行人民币兑美元的牌价一般按照前一天人民银行公布的中间价确定,同时对前一天各分支机构结售汇的轧差头寸在市场中平盘。如果出现市场平盘价低于对客户的结算价,银行就要承担其中的汇率损失。

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和衍生工具的迅速发展,既给银行业带来了新的业务机遇和盈利增长点,同时也对银行管理风险的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随着中国经济国际化程度日益加深,中国银行业的资产和负债对汇率和利率的波动变得更加敏感。利用外汇衍生产品则是规避外汇市场风险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对商业银行来说,不仅要规避自有资产、负债的风险或为套利进行衍生产品交易,同时还要向客户提供衍生产品交易服务。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过程中,商业银行必然面临汇率变动的风险,在不断推出新的金融衍生产品来防范汇率风险时,对商业银行自身经营管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国外的环境也要求我国商业银行加强外汇管理和外汇风险的防范。国际金融市场汇率变动频繁,特别是日元、马克与美元汇率的波动剧烈,直接影响到商业银行外汇资产及负债的市场价值,使拥有大量外汇资产和经营外汇业务的商业银行面临较高的汇率风险。

规避汇率风险的手段就是对冲风险,利用有效的衍生工具来规避风险,但是目前市场上的工具太少,难以提供更好的手段来规避风险。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银行可供使用的金融衍生产品单一,主要集中在人民币远期结售汇,而市场成交量规模也不大。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对银行的风险规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汇率市场化的同时,汇率随市场波动的风险就成为银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商业银行应对风险的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并受人民银行的管理。

1、即期外汇市场

即期外汇市场是外汇远期交易工具的基础,外汇远期合约的定价需要即期汇率,因此需要不断完善即期外汇市场。如:减少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程度,由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承担维持市场均衡的职能,使即期汇率逐渐市场化;放松对银行即期外汇交易的头寸限制,使其能够根据自身需要决定持有外汇头寸的规模以及进行保值或投资行为;逐步允许投资项目的参与即期外汇交易,扩大市场交易规模,提高市场流动性。

银行间远期外汇交易是指交易双方以约定的外汇币种、金额、汇率,在约定的未来某一日期交割的人民币对外汇的交易。

国际业务受汇率变动的影响是各家银行都无法回避的,银行在办理远期结售汇业务中,会持有远期外汇头寸。但国内并没有合适的渠道进行远期结售汇头寸抛补,很多国内银行都选择各种间接方式予以抛补。而远期业务的推出为银行回避汇率风险提供了相应的避险工具。

从人民币远期交易本身来看,一方面要考虑监管、法规制度层面是否健全完善。往往在推出产品的时候,政策是比较早的出台了,但仍有许多不健全的地方。由于我国金融市场规模有限、市场的流动性不十分透明、市场工具也有所欠缺,这就要求我们根据企业自身的供求去选择合适的工具,这样统计的数据和流动面是比较理性的。另一方面,我们正处在计划和市场之间的转换阶段,计划的手段和强度特别大,市场的[来源

部分在增强,但是市场的工具是比较弱的。政策与市场的博弈不是很对称。利用市场化的手段和工具来发展中国的金融市场是一个利好,但目前,市场的风险主要集中于市场本身流动性的风险和由此而带来的道德风险。这个道德风险是超约束的,它与个人的品行、监管的漏洞联系在一起。因此,在发展银行间外汇业务时,要注意防范市场风险。

掉期交易是指一笔即期与一笔远期交易的组合,是一种常用的对敞口头寸进行套期保值的方式。在人民币与外币掉期业务中,境内机构与银行有一前一后不同日期、两次方向相反的本外币交易。在前一次交易中,境内机构用外汇按照约定汇率从银行换入人民币,在后一次交易中,该机构再用人民币按照约定汇率从银行换回外汇;上述交易也可以相反办理。掉期交易成为中央银行进行干预本国外汇市场,进行外汇储备风险管理的有效工具。由于掉期交易操作灵活,适合在本国资本市场深度不够,避免对即期外汇市场直接影响的情况,掉期交易在远期外汇交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随着我国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逐步推进,掉期交易将广泛使用在我国的外汇交易市场,成为主要的汇率风险规避工具之一。

掉期交易市场可引入做市商制度。由于掉期交易的风险较低,银行可持有比即期头寸更多的掉期头寸,并且可以将掉期头寸持有至下一个交易日,而对于即期外汇头寸,银行通常在交易日当天结算头寸来避免承担汇率风险。在风险管理上,银行可以拥有一个较高掉期头寸,不需要频繁地通过经纪商或银行间市场进行冲抵掉期头寸,可以节约交易成本。

外汇期货是指签订货币期货交易合同的买卖双方约定在将来某时刻,按既定的汇率,相互交割若干标准单位数额的货币。外汇期货交易作为外汇远期交易工具的一种,与远期外汇交易相互补充,发挥着特定的作用。外汇期货市场的存在,使套利者能够在外汇远期市场和外汇期货市场这两个市场进行套利活动,从而有助于保持两个市场的价格联系,有利于价格形成的合理化。外汇期货市场具有保证金交易、双向交易和对冲机制等特点,可以吸引社会公众参与。

以上四种汇率风险防范的手段,由于交易方式各有不同,交易风险和交易成本存在差异,各自所适用的环境也有所不同,因此,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不断推进的情况下,应循序渐进地推出远期外汇产品。目前,在完善即期外汇市场的同时,应重点发展人民币与外汇间外汇远期市场,积极开展掉期交易,随着人民币汇率改革进一步深化,汇率市场化程度的提高,适时推出外汇期货、期权产品。

同时,可借鉴发展中国家汇率自由化进程中规避汇率风险的经验。从汇率改革成功国家的经验,可以看到很多国家在汇率制度改革以后,都进行了外汇市场的完善,增加交易品种,来防范汇率风险。例如,韩国从1980年2月开始,韩元与美元脱钩,引入盯住一揽子汇率制度,开始汇率制度市场化的改革。由于汇率浮动空间加大,企业、银行面临的汇率风险增加,为了满足企业的避险需求,1980年7月,**当*批准了韩元与外国货币间的远期交易。1982年7月,外汇指定银行与客户间远期交易的最长期限从6个月延长至1年,并取消了对外汇指定银行间远期交易到期日的限制。对于远期合约的期限没有特别限制,但是外汇指定银行和非银行客户间远期合约的期限必须以真实交易为基础。1983年5月,韩国**取消了外国货币对韩元远期交易的资格限制,以前只有美元、英镑、马克和日元具有交易资格。1983年11月,韩国**取消了对央行与国外银行分行进行掉期交易的限制,允许到期日在1年以上的长期掉期交易。随着80年代后期经常项目赤字转为盈余,曾经因为长期经常项目赤字处于严格管制下的外汇交易也开始实施自由化。汇率制度、头寸管理和基本备案文件要求等领域开始解除管制。1987年10月,韩国**取消了对韩元与外国货币间远期交易合约的期限限制。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实行了完全浮动的汇率制度,汇率由供求关系决定。由于汇率风险的进一步加大,**又免除了对远期和衍生产品交易的真实贸易背景的要求,并可通过外汇指定银行进行所有的衍生产品交易,包括韩元/美元的期货与期权。由于外汇衍生交易品种的增加,逐渐满足了汇率避险要求。我们可以借鉴韩国**逐步放宽对外汇交易的限制来规避汇率风险。

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市场化进程的深化,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的层出不穷,我国的商业银行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同时也面临着空前的机遇。国内银行业如何在竞争中不断壮大自身实力和竞争力,提高外汇业务风险管理能力,适应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紧迫的课题。

对于汇率风险,商业银行应该充分发挥其中介作用,利用衍生工具为自己和其他经济主体提供规避风险的产品和服务。开办衍生产品交易业务对中国商业银行意义重大,它不仅为商业银行的外汇资产和负债提供了规避风险的管理工具和手段,更重要的是为中资银行转变增长方式、扩大中间业务收入提供了新的业务增长点。然而,目前中资银行对此项业务的认识水平和运用能力还很弱,因此,要加强培养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的经营管理能力,提高防范和控制金融衍生产品风险的水平和能力,应对人民币汇率改革进程中的汇率风险。

1、加强防范和控制风险制度和内部控制建设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国内经济主体对市场提供更多、更好的汇率避险服务有了更高的要求,人民币对外币间远期和掉期交易是银行为客户提供套期保值的主要汇率风险管理工具,也是国际外汇市场上通用的避险工具。汇率衍生产品的推出,有助于国内银行尽快适应汇率变化后的新环境,增强经营的风险意识和管理风险的能力,为走向国际市场做好准备。在中国,金融衍生业务还是新业务,即使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也是高风险业务领域,商业银行应尽快建立和完善风险防范制度,在此前提下大力发展金融衍生业务。另外,由于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业务具有极大的市场风险,银行必须加强自身内控建设,如果银行不能抓住机会加强内控建设,提高风险防范意识,有可能为银行经营带来风险。

我国外汇市场基础建设的措施将随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及中国金融改革深化的步伐加快而接连出台。对国内商业银行而言,活跃、有效的外汇市场一方面提供了风险管理与对冲的工具;另一方面,也扩大了银行的业务范围,成为中外资银行的一个竞争的焦点领域。银行根据自身业务与风险管理水平对客户自主报价的能力反映了银行的核心竞争能力。商业银行特别是内资银行必须在人民币汇率产品的定价机制、平盘方法、操作流程、风险管理、IT系统以及市场营销等方面加强能力建设,否则市场化的结果必将是优胜劣汰,落后者在这个高度竞争的市场中的差距将会被不断拉大。

面对汇率风险,商业银行应该切实转变传统的思维定势,积极打造新的盈利空间,针对不同的客户需求,适时推出新的外汇理财产品,有效规避和控制汇率风险。在浮动汇率时代,我国商业银行必须改变传统体制下的思路,以市场化的方式来应对汇率的变化。商业银行要积极创造外汇理财新市场,如充分发挥人民币外汇交易做市商的优势,利用海外机构网络,加速银行的国际化进程;在积极引导客户增强对人民币汇率机制认识的基础上,加快业务创新,为客户提供相应的避险、保值、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积极开发风险管理的产品、风险对冲的产品以及投资产品,综合运用利率、汇率等价值互动的机理,分别对进出口企业采取不同的定价政策;加强对汇率风险管理的研究和实践,密切关注汇率走势,有效控制汇率风险敞口,尽量规避汇率价格波动造成的汇率风险。

银行要借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机会,大力发展外汇市场和各种金融产品,同时要使商业银行能够向客户提供更多、更好的风险管理工具。商业银行要精心制订自身管理风险和承担风险的策略,不能像固定汇率制那样可以把各种风险转移给国家,要不断提高金融产品的创新能力和定价能力,在竞争环境中为客户提供更好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

可以借鉴国外成熟的汇率风险管理经验,与国外金融机构合作,开发外汇衍生产品,引进国际市场上成熟的报价模型和风险管理软件、技术来规避汇率风险。如兴业银行的外汇宝业务采用了国际通行的"浮动报价法"目前,国内银行通常采用固定差价点数的办法制定外汇报价,而该方法则是根据各交易币种的活跃程度、汇率波动等情况实时制定差价点数。在市场流动性强、汇率波动幅度小的情况下,该行会适当缩小报价的差价点数;在市场流动性差,汇率波动幅度大的情况下,该行会适当扩大报价的差价点数。通过采取上述措施有效控制了自身的汇率风险,同时为投资者提供更加优惠的报价,实现了在风险可控前提下银行与投资者的双赢格*。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之间的依存度日渐提高，企业在生产经营各环节中所需的各项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展开配置，其最终产品的销售竞争也在各国同类商品中进行。在这一进程中，无论企业是否有海外经营投资、以外币计价的资产、负债或交易，汇率波动都对一般企业的价值、经营管理和竞争力等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我国自2005年汇改以来，企业的资产、负债、经营活动甚至企业价值都日益暴露在汇率变动中。为增进我国企业对外汇风险的认识，有必要深入探讨我国企业受到汇率波动的影响程度及其决定因素。

笔者以我国104家属于机械设备仪表制造业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企业内部实际生产经营活动角度来分析我国企业面临的外汇风险情况，利用多项式分布滞后模型（polynomialdistributedlagmodel，PDL）对上市公司各类现金流量的长短期外汇风险进行测量，剖析企业受到汇率波动影响的内因，并给出相应的建议。本文其他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详细梳理国内外现有文献；第三部分说明本文的研究方法；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第五部分为结论。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学者们试图模拟汇率对企业各种现金流量的影响（Shapiro，1975；Dumas，1978）[1][2]，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才针对外汇风险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提出“外汇风险暴露”（exchangerateexposure）的概念，即企业实质资产价值与汇率变动之间的相关程度；并利用财务学上的市场模型（marketmodel）量化了外汇风险暴露（Adler和Dumas，1984）[3]。此后，诸多文献皆沿用这种所谓的“资本市场法”对企业股票收益与汇率波动之间的敏感程度进行实证研究（Jorion，1990；Williamson，2001；Dominguez和Tesar，2006）[4][5][6]；然而上述研究却少有测出显著的外汇风险，因此近年来许多学者企图寻求新的估计方法来改善外汇风险暴露值的测量（Bartram，2012；谷任和张卫国，2012）[7][8]。

由于股票收益容易受到企业自身以外的诸多因素（如股票交易、宏观经济等）影响，因此，根据“企业的价值可表示为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现值”这一理论，也有学者从现金流量的角度对企业实际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外汇风险进行研究，称为“现金流量法”，此时的外汇风险暴露可定义为外汇风险对企业现金流量稳定性的影响程度（Booth，1996）[9]。Martin和Mauer（2004）[10]从企业规模与套期保值交易成本的角度，发现汇率波动对跨国公司经营性现金流量存在当期与滞后效应。Bartram（2008）[11]利用企业现金流量、衍生性金融工具的使用以及外债等数据深入观察了一家大型非金融企业的外汇风险暴露，发现企业的经营性现金流量存在显著的外汇风险暴露，而总现金流量的外汇风险暴露不显著。国内近期相关研究主要从营业收入或利润方面研究汇率波动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最终发现样本中具有明显风险暴露的企业比率基本都在20%左右（谢赤等，2008；陈学胜等，2008）[12][13]。然而，企业的主要外汇风险来源涉及国际竞争的生产经营活动和以外币表示的投融资活动，比如企业经营中以外币计价的交易相应的现金流量，以及企业售价、销售量、生产成本等等，都易受汇率波动影响，外币计价的交易面对的外汇风险为短期风险（即交易风险），企业售价等则面临长期外汇风险（即经济风险）。为了更为准确地掌握企业面临的外汇风险情况，笔者将不仅测量反映企业一切活动的总现金流量的外汇风险，还将测量经营性现金流量、投资性现金流量和融资性现金流量的外汇风险，利用多项式分布滞后模型分析企业各类外汇风险的长短期效应，同时剖析产生外汇风险暴露的内因，以供企业风险管理参考。

在Martin和Mauer（2003）[15]观点基础上，将滞后结构设置为三阶多项式。考虑我国人民币汇率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特征，将滞后期定为8期（8个季度），并且定义Xt的滞后期在9个月以内为短期（即滞后0～3期），超过一年半为长期（即滞后6～8期），用以比较外汇风险的长短期效应。因此，令Yt=CFt，ω（0）=α0，ω（1）=α0+α1+α2+α3，…，ω（8）=α0+α1×8+α2×82+α3×83。则公式（3）可改写为：

沿用Stulz和Williamson（1997）[16]以及Petersen和Thiagarajan（2000）[17]等的研究结论，纳入短期利率、生产者物价指数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剔除竞争、宏观经济波动、通货膨胀对企业现金流量的影响。笔者对公式（4）进行整理，得到模型如下：

的敏感性，ωj（q）表示滞后期为q的j企业外汇风险暴露值，ω（0）+ω（1）+…+ω（8）=ω（sum），表示跨期总外汇风险暴露值，即汇率变动对企业某类现金流量的总影响效应。Xt-q是滞后期为q的汇率波动率，IRt是短期利率变化率，PPIt是生产者物价指数变化率。

笔者根据证监会行业分类，在沪深两市中选取104家非ST、上市时间在2003年以前的机械、设备、仪表制造企业[ZW（DYB][HT6SS][KG*2]若需样本中具体企业名单，可直接与本文作者联系。[ZW）]，其中所有企业都有海外销售收入，拥有海外子公司或办事处的企业占46%。研究采用季度数据，时间跨度为2003年第一季度到2011年第四季度。其中，企业现金流量数据来自于各上市公司公布的季报、半年报和年报，经由人工整理得到。人民币汇率波动率取自国际清算银行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REER），并经对数差分处理后得到；由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采用间接标价法，因此汇率波动率为正表示人民币升值，负值表示人民币贬值。短期利率变化率数据使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交易90天加权平均利率，并经对数差分处理后得到。生产者物价指数变化率数据源自中经网数据库。以上所有数据均通过ADF单位根检验，个别存在单位根的变量经过差分处理后也通过ADF单位根检验，说明时间序列平稳。各变量在5%的显著水平下相关度很小且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由于篇幅所限，此处的统计特征分析表略）。

对公式（5）进行OLS估计，最终得到各类现金流量的跨期总外汇风险暴露数值、不同滞后期的外汇风险暴露值和正负符号、具有显著外汇风险暴露的企业分布等结果，具体见表1～表4。由表1可知，企业总现金流量的跨期总外汇风险暴露值最大，符号为负，即人民币升值使得这些出口企业的总现金流量下降，人民币贬值导致出口企业的总现金流量增加，与理论相符。从总现金流量的各组成部分来看，经营性现金流量的风险暴露值最大，是企业外汇风险最大来源，符合理论；对比融资性现金流量与经营性现金流量的风险暴露值发现，两者的符号恰恰相反，可见我国企业的融资性对冲政策确实对企业的总外汇风险有一定的抵消作用，但是企业的总外汇风险暴露仍然较大，这与目前我国企业在汇率避险方面可供使用的金融工具品种有限、融资性对冲的效果不佳的现状相符。

1%、5%或10%的显著性水平下企业对应估计值的t统计量显著的企业数量。

虽然拥有显著总外汇风险暴露的企业数量不多，但是从不同滞后期汇率的风险暴露值与显著企业数量情况看（参见表2），企业的现金流量受到不同滞后期汇率的显著的、普遍的影响。企业总现金流量主要受到短期和长期汇率的影响，中期汇率对其影响不明显，呈现出“U”型的时间特征；企业的经营性现金流量同样也受到短期和长期汇率的影响，短期影响最大，当期汇率对其影响不大；融资性现金流量主要受到短期和长期汇率的影响，长期影响更甚。从长期外汇风险的影响可判断，汇率波动确实对我国企业的价值存在着长期、显著的影响。

表3展示了机械设备仪表制造行业下各细分行业的外汇风险暴露情况。可知，5个行业中存在显著外汇风险暴露的企业数量占该细分行业企业总数的比例均在80%以上，其中专用运输设备制造业的比例最高，达到92%。说明这些行业中企业存在普遍的外汇风险暴露。

表4统计了回归结果中显著外汇风险暴露的正负符号，发现不同滞后期汇率的波动对现金流量的影响各异，但总体上，汇率波动对经营性现金流量和投资性现金流量具有负影响效应，说明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减少企业的经营性现金流和投资性现金流的流入量；汇率波动对融资性现金流量具有正影响效应，表明人民币汇率升值能为企业带来融资性现金流入；汇率波动对总现金流量的影响效应有正有负，考虑到总现金流量是其他三种现金流量的总和，受到这三种现金流量的影响，因此汇率波动对它的影响效应较难判断。

笔者进一步利用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NEER）替代REER原数据，用债券期限结构数据替代IR原数据，用WPI数据替代PPI原数据，对原有模型重新进行估计，发现与前述的回归结果大体一致，因此结论是稳健的。

[JP3]谷任和张卫国（2012）在对我国贸易行业外汇风险暴露决定因素的研究中，发现了某些行业特征会对外汇风险暴露产生决定性影响。基于此，笔者利用之前已测得的外汇风险暴露情况，选出至少存在一种显著外汇风险暴露的37家企业，判断某些企业特征（如企业涉外程度、企业规模、外币资产与负债和成长性等）是否会影响企业外汇风险暴露。具体选用外销比例作为企业涉外程度的变量，理论上与外汇风险暴露之间应是正向关系；选取企业总资产作为企业规模的变量，与外汇风险暴露应呈反向关系；选取主营业务增长率作为企业成长性的变量，与外汇风险暴露应是正向关系；选取速动比率作为企业短期外币资产与短期外债之比的变量，与外汇风险暴露应存在正向关系；选择产权比率作为企业财务困境的变量，与外汇风险暴露应为正向关系；选择海外子公司的设立情况作为企经营性对冲策略的变量，理论上与外汇风险应呈反向关系[ZW（DYB][HT6SS][KG*2]所有数据均来源于相关企业上市公司年报，均用2003～2011年数据取均值，其中总资产数据采取对数调整。[ZW）]。此处的回归模型可写为：[JP]

其中，ωq表示企业各类现金流量在不同时期的外汇风险暴露系数。FS、AS、SG、QU、EQ、FC分别表示企业的外销比例、总资产规模、主营业务增长率、速动比率、产权比率，以及企业海外子公司设立情况；εq为残差项。

表5展示了各滞后期内现金流的外汇风险暴露系数与各企业特征的估计结果（由于篇幅所限，此处只展示了经营性现金流量和总现金流量），变量系数符号基本符合理论预期：在涉外程度方面，以往文献认为外销比例与外汇风险有正向关系，通过考察不同现金流量的情况，笔者发现外销比重提升，会使得企业经营性现金流的外汇风险增大，融资性现金流的外汇风险减少。在企业规模方面，过去文献认为企业规模与外汇风险间存在负向关系，即大企业存在规模经济优势，因而对冲风险的成本较低，外汇风险较小；但笔者研究发现，我国企业规模与所有现金流量的外汇风险暴露之间呈显著正向关系，即企业规模愈大，其外汇风险暴露值也越大；这说明大企业往往对外贸易业务较多，由于我国不成熟的汇率避险市场，即便大企业能够采取一定的避险措施，但可能收效甚微。研究还发现，企业成长性与各类现金流的外汇风险暴露值呈正向关系，即企业的高成长性将加剧企业资产价格的波动性，使得企业遭受的外汇风险越大，与理论相符。企业速动比率与现金流量的外汇风险暴露值呈正向关系，即速动比率越大，说明企业持有短期外币资产越多，风险暴露越大；反之，企业持有短期外币负债越多，具有一定的融资性对冲作用，风险暴露越小。财务困境因子、海外子公司设立情况因子的结果也都得到相应印证，即财务困境越严重，企业的外汇风险越大；海外子公司的设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冲风险，减少企业的外汇风险。

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96（2015）04-0083-07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渐深入及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企业国际化程度将日益提高。在2014年11月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表示，未来十年中国对外投资将达到1.25万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今后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将增加3倍。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将集群式“走出去”，在全球化背景下进行资源配置、产能合作与产业渗透。***随即出台了金融业支持企业“走出去”的一揽子措施。可以预见，随着相关政策的逐步推进与政策效力的不断释放，由此衍生的跨境金融服务需求将为国内商业银行带来全新的发展机遇和潜在增长点。商业银行如欲抓住发展契机，亟需为“走出去”客户提供安全、便利、有效的本外币跨境结算、中长期项目融资、投资并购等金融支持与延伸服务。在此背景下，深度参与国际金融市场是商业银行有效整合国际金融资源、加速推进跨国经营活动的必要前提。

当前国际社会**经济环境日渐复杂，国际投融资活动愈加频繁，国际金融市场中蕴含的市场、信用与操作风险越来越大。近十几年来国际著名金融机构的破产倒闭案件和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所引起的金融海啸余波未息，如何在交易品种多样化与风险种类多元化的国际金融市场进行跨币种、跨市场、跨媒介资金交易，寻求交易收益与交易风险之间的有效平衡，成为国内商业银行跨境交易执行主体与市场风险管理部门亟需加深理解的重要课题。

本文研究针对这一问题，通过实证研究，一方面，为国内商业银行丰富跨境交易汇率风险测度指标，进而准确定位、有效衡量汇率风险提供参考；另一方面，将在工程科学、质量控制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的拉普拉斯分布引入金融风险管理范畴，在风险管理计量方法上进行新的尝试与探索。

1986年巴塞尔协定的补充协议《资本协议关于市场风险的补充协议》成功颁布，协议要求商业银行必须量化市场风险并计算其相应资本金。市场风险管理的关键在于测度风险，即将风险定量化计算。最初的风险测度方法包括名义值法、敏感性法和波动性法等，由于涉及大量计算且不能为金融机构高管及监管人员提供一个关于整体风险的完整图像，已越来越不能满足金融市场测度风险的要求。这时，人们希望有一个简单指标能够完全反映其在某一特定市场价格变动和某一特定期间下持有一定头寸的金融资产组合所带来的可能损失额。在这种背景下，作为一种风险测度方法与风险测度指标，在险价值（ValueatRisk，即VaR）应运而生。汇率作为一种重要的金融市场指标，受国内外经济形势与外汇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性，特别是在浮动汇率制下，这种波动性显得更加活跃，加剧了外汇持有主体①收益的不确定性，需要找到科学有效的方法来测度、管理风险。而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VaR模型则为汇率风险提供了有效测度，使得外汇持有者能够借助披露的VaR信息及时调整外汇头寸、降低风险。

VaR将金融风险测度为一个确定的值，因其直观简洁的特点，广泛应用于世界不同地区的银行资本金（包括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的资本金）分析与研究。VaR的计算方法主要有历史模拟法、蒙特卡罗模拟法以及参数法三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