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意味着什么(大宗商品暴涨对A股有什么影响)
时间:2023-12-26 05:35:18 | 分类: 基金知识 | 作者:admin| 点击: 59次
大宗商品暴涨对A股有什么影响
那可能A股也会下跌
CPI跟大宗商品的关系直接说CPI涨价格会怎样别啰嗦好吗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导致Cpi上涨
为什么美元指数下跌,大宗商品就会上涨?需要具体的讲解和分析!谢谢!
大宗商品有时候可以相当于货币的功能,比如铜,铁等物资,由于美元是世界货币,当美元下跌的时候,人们就更倾向于购买更多大宗商品保值,所以导致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
这次大宗商品暴涨,对国内有哪些影响?
这次大宗商品暴涨,可能阶段性推升我国PPⅠ,会直接传导到下游生产厂家,企业的经营成本增加,一些生产厂商只能通过提高商品价格来弥补成本差价,引起产品涨价,物价阶段性上涨不可避免。
高善文: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原因、趋势及政策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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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作者在近期举行的CF40青年论坛双周研讨会“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及政策应对”上所做的点评。转载请注明出处。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
原因、趋势及政策应对
文| 高善文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大宗商品价格的快速上涨引发了广泛的关注、焦虑和不安,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们也都在密切的追踪并试图全面了解和分析其来龙去脉和影响。在此背景下,对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进行讨论是非常及时且必要的。
谈从炎博士和徐小庆先生从不同的侧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和翔实的研究,富有启发性。
谈博士全面评估了过去20多年来大宗商品价格变化趋势,提取出此轮价格上涨中诸多关键性特征,并就下游行业盈利和未来PPI所受影响以及如何进行政策应对等方面提出了全面的建议。在对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原因的分析上,谈博士重点强调了市场对供应收紧的忧虑和预期,这毫无疑问是近来市场讨论的重点之一。
小庆的观点则一如既往的犀利,他从需求层面着重分析美国居民部门加杠杆的原因及其影响,并对商品价格的未来走向做出了明确预判,强烈地认为商品价格的峰值已经出现或至少为时不远,认为商品价格上涨的势头已经步入尾声。这些分析对于我们理解当前的商品市场动态和预判未来走向而言,都毫无疑问是非常有启发性的。
在两位发言的背景之下,我想补充一些观察和思考来作为点评。
本轮大宗涨价的短期因素是
货物消费替代和供应链扰动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原因可以从短期因素和长期因素两方面来考虑。
短期因素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是疫情期间居民部门消费倾向明显下降的同时,货物消费对服务消费出现了非常大的替代;二是疫情对商品供应能力的抑制,和供应链的扰动在边际上助推了工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具体而言,一方面,在疫情特别严重的2020年二、三季度之间,全球范围内绝大多数国家的居民部门消费都同时出现了两个现象:
一是总体消费倾向出现明显下降;二是消费支出的构成中,货物消费对服务消费存在非常大的替代,二者之间出现了非常大的缺口。这一缺口普遍出现在中国、美国、日本乃至欧洲大陆的数据当中,是一个典型的全球性现象,也是人类在面临疫情困扰时的一种自然的经济反应。
与上述国家相比,美国的区别只在于,它通过强有力的财政补贴使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相对于疫情之前不跌反升。尽管如此,美国居民部门消费倾向同样也在下降。而在货物消费对服务消费的替代方面,这些国家的机制并无差异。
正因如此,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在2020年4季度时工业生产便已经恢复到了较高的水平,全球工业生产事实上超过了疫情之前的水平。从全球范围来看,全球工业生产的恢复带来了对一般生产资料的需求,从而在需求端造成了商品价格的上涨。
另一方面,疫情对于诸如原油市场、集装箱市场和铜的开采冶炼运输等均造成了明显的冲击,对其供应能力也产生了抑制作用。这些抑制在一些领域比在另一些领域更明显,例如美国页岩油行业的供应能力和投资均大幅度下降,严重影响了石油市场的供求平衡。这些供给因素在边际上助推了包括普通商品和工业生产资料在内的价格的普遍上涨。
如前所述,2020年年底全球工业生产总量便已经恢复,但工业生产能力和供应链的弹性应对方面都受到了明显的抑制,这自然而然地带来普通商品和生产资料价格的上升。
随着疫苗的广泛接种和疫情的逐步控制,服务消费总体还是会重新替代货物消费,这意味着耐用品的消费在不久的将来会逐步减速;同时供应链在做出快速响应,供应能力一定程度上也将在短期内得到修复。
这都意味着,当前面临的广泛的价格压力中,有一部分是短期的和临时性的,虽然我们无法确定具体多长时间之后这种压力会消退。从交易的角度来看,商品价格高点或许已经过去,或者很快就会过去。
供应持续收缩与碳减排等
长期因素值得重视
从长期来看,主要是供应层面的因素,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长期的商品价格走低导致投资低迷,供应端整体收缩。从价格来观察时不难发现,从2011年商品价格的顶峰到疫情期间的底部,商品市场总体上经历了十年的熊市,这期间商品价格跌幅十分大。十年熊市最重要的影响体现在三个层面:
一是商品的开采冶炼等领域,投资不断下降,并且边际上的厂商在不断退出。尤其是2015年以来的供给侧改革进一步加剧了这些领域的过剩产能退出及边际厂商退出。因此,尽管其间有过反复,但过去十年来商品领域的投资总体上在不断下降。疫情的冲击进一步加剧了供应的收缩和投资的下降。因此,未来的供应增长可能会出现较大的问题。
二是边际厂商的退出改变了商品市场的供应结构,使得寡头垄断格*形成或者得到显著加强。2020年的疫情则加剧了这种现象,整个商品市场变成了一个高度寡头垄断的市场。
以石油为例,疫情抹去了美国多半的页岩油产能,导致原油市场出现俄罗斯和沙特两个寡头,双方联手便足以进行垄断定价,因此原油的需求虽然没有恢复,但价格却恢复了。竞争性市场下,市场能够快速反应,价格能够充分反映供需变化,但在寡头垄断的市场上,价格易涨难跌,且产量不会对价格信号及时作出反应。不只是原油市场,事实上其他许多商品领域都存在类似的情况,如铁矿石市场。
三是长期的价格下降导致供需双方和贸易商总体上不断削减存货,疫情冲击还引发了一次存货的集中出清,这导致在需求恢复时存货缓冲严重不足。在一个价格不断下跌的市场上,只要持有存货,就意味着将遭受损失。在这种条件下,从生产商到下游用户,存货数量总体上在不断下降。疫情以来,需求陡然下滑,大家都选择抛售存货,导致生产销售端的存货被不正常出清。这种不正常出清带来的问题是,商家手中没有了货物,那么一旦价格上涨,所有商家都会选择补存货,这将加剧价格上涨。
同时,资金成本的大幅降低又进一步加剧这种情况:一般而言,商家持有存货的机会成本主要是资金成本,疫情期间货币政策带来的异常宽松的流动性环境使商家可以接近零利率获取资金,这意味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大幅下降的资金成本将促使商家持有更多的存货,这将推动价格上升。而价格上升又将提升存货持有意愿,由此形成循环,导致价格快速上升。
上述一系列微观市场结构的变化,解释了为什么相对于需求恢复,这轮商品价格涨幅如此之大。
第二,碳减排的全球浪潮改变了许多商品的长期供求格*,储能、电动车、太阳能板,风能等技术变革对一些基础商品的长期需求形成支撑,也影响着市场的预期;中国对部分高排放行业的强制性减产,限制了供给,也导致价格进一步上涨。总体上看,与中国因素联系紧密的商品,其疫情以来的累计涨幅更大,需求恢复之外,限产等政策的影响也值得注意。
需求价格弹性导致价格上涨“非线性”
供应收紧时,价格的需求弹性快速上升,导致价格上升“非线性”,这也是价格快速上升的理论解释之一。价格上涨必须有需求,这是符合直觉的,但需求和供给是如何交互作用的呢?这需要进一步的讨论。
举例来说,当需求上升1%,当供应十分充足时,价格可能只会上升0.1%;而如果供应十分紧张,那么1%的新增需求可能带来10%的价格上升,并引发存货积累、趋势投机等力量。这就是供应发生作用的机制,即随着市场供应的逐步收紧,价格对需求的弹性在快速增长,需求每上升一点,价格上升幅度则要大得多。
从弹性的角度来考察过去的数据,我们发现,商品价格和工业品价格总体上的需求弹性是不断上升的。2015、2016年有着非常急速的上升,反映了供给侧改革的影响,而此轮涨价中,价格弹性的上升迄今仅低于2016年,基础商品价格的弹性似乎比当时更大,这反映了供给收缩情况下价格弹性的变化。
广泛工业品的价格,我个人认为需求的影响大概占三分之二,供应影响大约占三分之一,而如果只看基础商品的话,也许要倒过来,即供应的影响是主要的,需求端的影响是相对次要的。
PPI到CPI传导机制的失效
有待深入探究
我同意两位演讲人对于CPI的看法,这轮商品价格的上升对CPI能够产生的影响是比较微弱且十分有限的。
一部分原因是中国消费较弱,且猪肉处于下行周期当中;另一部分原因是,虽然商品价格会通过成本影响到建筑、建材、家具、装修乃至家用电器等领域,但从历史经验来看,这些领域价格黏性大,价格波动小,商品成本占比低,因此CPI不会出现较大波动。
从历史数据来观察,从1980年代至2013年期间,PPI的上升总会迅速传导为CPI大幅上升。
从现象上看,这是因为PPI的上升大幅推动了食品包括猪肉价格的上升;但是PPI的上升推动食品和猪肉价格的上升,并不是因为成本上升,毕竟养猪成本和种地成本并没有因为PPI上升而有那么大的变化。
从历史数据来看,存在强有力的证据证明,由于PPI的上升在农户生产部门触发了强烈通货膨胀预期,通货膨胀预期推动了存货的重建行为,这一重建推动了食品价格快速上升,进而构成从PPI到CPI的传导,这在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反复发生作用的传导机制。
但是2015年之后,这一机制似乎断裂了。2015至2017这几年间,PPI快速上涨过程之中,CPI的反应很弱,猪肉价格和食品价格的反应也是很弱的。
在当前这一轮价格上涨中,如果我们参照2012年之前的情况,那么食品和猪肉的价格就会有非常大的潜在上升压力;而如果我们参照2015年和2016年的情况,那么猪肉和食品的价格就是正常的。问题在于,我们并不能清楚地知道到底应该参照哪一段历史,因为我们并没有深入了解PPI至CPI的深层传导机制发生的断裂。
我倾向于相信,在这一轮价格上涨中,CPI不会出现较大问题。但在2012年之前的30多年时间里反复稳定运行的机制为什么会在2015年、2016年突然断裂和消失,在这里仍然留下一个小小的疑点。
对于这种传导机制的失效,一个猜测性的解释是:2013年之后,我国的食品生产变为工业部门,尽管农民还是在种地,但种地的行为更像是一个企业而非传统的小农经营,肉猪养殖同样也变为企业化的养殖形式而非散养,也就是说,中国农业部门基本被工业化,导致上述的传导机制失效。不过这一解释并未得到证实。
对于宏观决策部门而言,关注通货膨胀预期的稳定性,并在通货膨胀预期面临威胁的条件下采取必要和强有力的措施,在其早期是极其重要的。尽管我不认为现在出了问题,但是对这个潜在风险我们应保持必要的警惕。
**应减少价格干预
维护市场功能
d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关键一条是市场决定价格,通过价格来引导资源配置。
从这个视角看,当前的粗钢、玻璃、土豆和大米等商品价格本就属于市场价格,它们的相对涨跌也本就是市场发挥作用的过程的一部分,这种涨跌本身就是市场引导资源配置的方式。既然如此,我们何必对这些价格变化过于焦虑、过度关注呢?因此,对于价格变化,我提出三个想法:
第一,如果这些价格的上升和波动,一般性地影响到了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那么此时我们有强有力的理由对它进行干预。
第二,干预价格可能会扭曲市场,使其无法正常发挥功能。
以碳排放为例,碳排放问题的解决本质上是对碳排放的征税,只有当企业为碳排放付出成本时,才会减少排放。既然生产过程中为碳排放付出了成本,那么对于那些含碳密度较大的从中游至终端的消费品而言,价格上涨是自然而然的,是经济体系面对气候变化调整过程的一部分,此时无需进行干预。
反过来说,如果没有价格反应所带来的调整,经济体系如何适应碳中和、碳达峰的前景,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前景呢?所以在它不影响和扰动通货膨胀预期的条件下,在碳排放以及我们此前所讲的一系列作用机制下,必然会出现商品价格的上升和波动,而这一波动是市场机制工作的一部分,是引导资源配置的一部分。
第三,除了关注通胀预期之外,我们还需要维护市场调整的过程的弹性。所谓维护市场调整过程的弹性是在两个层面:
一是完善淘汰企业的退出机制。在削减碳排放的过程中,随着钢材价格和碳的价格不断上涨,必然有一部分企业会被淘汰,那么**就应当听任其淘汰。不过,**应当完善保障体系,为失业工人正常流动提供临时性和过渡性的保障,让企业能够顺利破产清算,银行能够顺利注销坏账,让资产和土地能够被拍卖,迅速投入到更有生产力的部门当中,这些应当是政策着力的重点领域。
二是管住干预限价的冲动。如果某一领域价格一上涨,**就立马进行行政限价或者对企业进行补贴,那么这会妨碍经济的正常调节功能。**应当在一定程度上顺应市场的自然变化。如果一定需要干预的话,那么**应该做的是让价格可以自由波动,让期货市场能够自由定价,让劳动力和企业能够自由进入和退出,让银行和金融体系能够在商业原则下正常工作,做到这些就差不多了。
总而言之,商品价格的上涨有其短期性的原因,这些短期性的因素很快就会过去;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里面有深刻的长期结构性的问题,比如市场结构的变化,比如存在一些此前没有但此次却突然被启动的机制。这些市场结构和机制方面的问题意味着,虽然这一轮价格可能正在恢复正常,但一旦今后价格弹性变大,供应更加紧缩,那么需求层面的轻微扰动很容易引发价格大幅度上升,并推动商品价格中枢的上升。
作者介绍
高善文
CF40学术委员、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END
觉得不错,点个“在看”吧,谢谢新规则,及时看推文要给公号“星标”,不然就错过了~
香帅的金融江湖xiangshuai-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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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笔为剑,陪你穿越财富峡谷”
大宗商品价格上升带有长期性因素
此轮大宗价格上升的支撑因素尚未消失
大宗涨价带有一定长期性
图/图虫创意
大宗商品价格上升带有长期性因素
文/花长春
发于2021.5.31总第997期《中国新闻周刊》
随着全球新冠疫苗注射取得明显进展,主要经济体过去一年积累的需求能量开始释放,带动全球制造业复苏。大宗商品市场由于比股市与经济的关联更密切,自然反应很快,能源、工业基础原材料、金属和化工产品等自去年11月起价格显著上涨。快速上升的材料成本在很大程度上挤压了中游企业利润,引发了对通胀的担忧。
目前,市场对此看法不一:有人认为,货币超发严重,这是大宗商品的超级周期;也有不少人相信大宗商品顶部已现,后续是尾部行情。
当下,大宗价格涨幅最快、斜率最陡峭的时候的确可能已过去,但后续大宗商品很可能长期高位震荡,甚至部分商品(包括黑色和有色)有冲新高的可能。另外,向长期低碳目标转型的努力也不可能放缓,例如今年粗钢产量零增长目标不可能完全放弃。
更重要的是,须思考大宗若长期高位震荡是否真如所预料的,对整体通胀(CPI)传导比较弱?如果仅是周期性波动,传导的确比较弱,但若是长期高位震荡,会侵蚀很多企业毛利,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不会显著抬升通胀水平的市场共识,也需要重新审视全球货币政策目标框架问题。
目前种种迹象表明,此轮大宗价格上升的支撑因素尚未消失,大宗涨价带有一定长期性。
从需求角度来看,此轮大宗上升主要反映的是美欧等国财政货币扩张,而非中国扩大投资所带来的,所以要关注全球经济复苏节奏。疫情以来,全球财政刺激规模达17万亿美元,占全球GDP近20%。主要央行也累计注入13万亿美元的流动性,占全球GDP的15%。中国在此轮扩张中比较克制,及时回收。当前不少领先指标都已经出现一定程度回落,尤其是中国的M2和社融增速,早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回落。全球M2增速似乎也在今年一季度达到顶部区域。目前看主要经济体正在从疫情中逐步恢复,全球PMI抬升到历史高位,商品零售、房地产销售、汽车销售等明显恢复。虽然未来三个季度仍有较大不确定性,但似乎很难阻止全球经济释放过去累积的动能,这样意味着需求将在未来6~12个月都是对大宗商品价格的支撑。
另外,中国国内需求方面,我们看到的是更多持续的韧性,甚至是偏积极的方向。钢铁和煤炭下游需求温和复苏的确定性较高,处于紧平衡的状态。虽然地产新开工有所转弱,但韧性较强,而且基建投资实际上处于反弹阶段,机械设备景气度依然处在较高位置,后续随着发达经济体复苏景气度有望继续抬升,汽车消费、运输设备也存在较强支撑。
而且,此轮大宗因素还暗含一些长期通胀的因素:
第一,过去十多年,原材料,甚至整体制造业的产能投资都相对较弱,叠加疫情使得供应链恢复有所障碍,从而导致了供需产生错配,且这个错配不是短期能恢复的。以铜矿为例,从投资到产能释放,基本上需要8年周期。
第二,向低碳经济转型,在短期内形成供需错配造成价格上升冲动,但这个成本的上升是长期性的,直到当前生活、生产在存量上发生调整,比如燃油车不能再销售等等。
5月12日,国常会历史上首次“喊话”大宗商品,核心是打击投机炒作,同时对供需调控和保持货币政策稳定进行表态。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市场预期,抑制了部分投机炒作,预计后续仍可能推进一些措施矫正市场情绪,但这些并未触碰到中长期因素。
值班编辑: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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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多数实体经济因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成本将会增加,从而压缩利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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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商品的价格变化会影响到股市对应上市公司股价的变化。
大宗商品与股市没有交易的直接关联的,有的只是间接的传导。不能拿大宗商品的交易去参照股市的变化。 商品期货的的涨跌和标价永远是以现货交易的供需关系为衡量准绳的,你做期货的交易都明白的最后的交割都是期货对现货对冲价格差的。
股票市场的涨跌趋势则以货币政策和社会剩余财富流通量来决定的。二者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是交易的传导性暗示是存在的。例如,黄金在美元大幅贬值的预估下上涨,则像中金黄金、山东黄金这样的公司的收益会大幅上升,业绩上涨带来估值降低,会推动股价的上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