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维持币值稳定要顺差(人民币币值为什么能够保持稳定)

人民币币值为什么能够保持稳定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如果单从经济上来说，主要是由国家的GDP和外贸水平决定。中国的GDP年均保持稳定增长，理论上来说人民币应该跟随升值，但是对外贸易一直处于顺差状态（即出口额大于进口额），国家需要人民币保持对美元稳定，...

为什么贸易顺差加剧会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

中国的商品相对于西文国家来多非常便宜，出口商品多的话意味对别国商品市场的倾销，导致别人企业利润下降，失业人员增多，导致了别人社会的不稳定，所以外国为了本国国利益，要求进口国的币值升值，从而商品价格也会随之提高，这样，进口商品和本国生产的商品价格差距缩小，别国的公民在选择商品不会由于价格差距而经常性的购买进口或是本国生产的商品，这样中国企业和别人企业的利润可以达到一个平衡

视点|构建“一带一路”下的人民币国际化路线图

本文原刊于《当代金融家》，作者系IMI特约研究员、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室主任曲凤杰。文章指出，人民币“入篮”以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仅没有较大进展，反而2016年首次出现了倒退。作者认为，若使人民币国际化重回轨道，需要重新思考人民币作为外围货币国际化的逻辑。在当前“中心-外围”式的国际货币体系结构中，美元与人民币分处“中心”与“外围”两端，这决定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及成本逻辑与美元完全不同。为此，可以在“一带一路”大框架下，构建从区域化到国际化的路线图。

以下为文章全文：

2014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和外汇储备持续累积的状况发生了根本改变。2016年，人民币贸易计价结算、金融计价结算和外汇储备全球占比分别同比下降37.7%、24.4%和29%。受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信心不足、人民币贬值预期、资本账户管制趋紧等多重因素影响，国际金融市场减少人民币资产持有，2016年末，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规模为3.03万亿元，较2015年高位下降34%，中国香港人民币存款5467.07亿元，较2015年7月高位大幅下降45%。根据SWIFT统计，2016年全球人民币支付交易规模较上年下降29.5%，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出现较大幅度下降。

鉴于外汇储备持续下降的形势，我国资本账户管制进一步趋紧，加强了对境外买房、证券投资、购买寿险和投资性返还分红类保险等尚未开放资本项目的管制，强化了对购付汇交易真实性的审核；进一步规范境外机构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信息报送制度也有所健全。

通过加强资本账户监管等多项措施，进入2017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重回升势，外汇储备也于2月重回3万亿美元规模，从全年来看，预期人民币国际使用率有望较上年回升。但从国际金融市场对人民币资产持有意愿依然不足来看，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短期难有根本改观。

一、庞大的海外资产存量是成为国际货币必要条件

1821年，英国正式确立金本位制。在该制度下，各国**以法律形式规定货币的含金量，公民可以将持有的纸币按照货币含金量兑换为金币，各国之间按各自金铸币的含金量形成固定的兑换比例，初步建立起比较稳定的国际货币联系。金本位的确立，加上英国在世界经济贸易中的迅猛发展，使世界货币进入了英镑世纪。随着“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业大国，英国开始积极推行自由贸易政策。20世纪初，随着自由主义经济体系的建立，英国成为当时的世界霸主，其殖民领地相当于本土的137倍，殖民人口相当于本国人口的8倍多，英镑作为宗主国货币，进一步在全世界得到广泛使用。而英镑与黄金之间稳定的汇率，则令其成为国际结算中的硬通货。英镑进一步从“世界货币”发展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心”。

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一枝独秀，其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48%左右，贸易量占全球1/3左右。然而，庞大的经济和贸易规模并没有促使美元自然“进化”成为国际货币。直到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通过黄金与美元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制度设计，才确立了美元取代英镑成为核心世界货币的地位。但客观来看，英镑仍然具有与美元抗衡的内在力量。但在1946年，英国由于战后经济困难，一次性向美国**借了37.5亿美元贷款，并恢复英镑和美元的自由兑换，令英镑区各国纷纷提取存款兑换美元，导致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英国流失了10亿美元黄金储备，元气大伤，才令英镑彻底失去了与美元抗衡的能力。此后，美国经过“马歇尔计划”以及长达10年的美元借贷资本输出，终于确立了国际货币体系中唯一可自由兑换货币的核心地位。

再看中国。排除官方储备资产，中国一直以来都是资本流入大国。虽然在2016年晋升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大国，直接投资项下的国际收支首次为负，但按照存量口径，2016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资产规模为1.3万亿美元，负债则高达2.9万亿美元，整体表现为净流入。虽然累积了1.68万亿美元海外借贷资产，但多数是短期贸易借贷，而且多以美元支付和计息。参照英镑与美元走上世界货币的道路，海外资产存量有限，不仅反映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深度和广度有待进一步加强，或许也是制约人民币发展成为国际化货币重要的基本因素之一。

二、人民币作为“外围”货币实现国际化的逻辑

在当前“中心-外围”式的国际货币体系结构中，美元与人民币分处“中心”与“外围”两端，这决定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及成本逻辑与美元完全不同。

从收益角度来看，外围货币意图成为国际货币，不可能靠长期国际收支赤字为国际市场提供流动性。人民币要成为国际货币因而面临“特里芬难题”：一方面，要向国际市场提供人民币流动性，则国际收支必然发生逆差而表现为赤字；另一方面，要使人民币币值稳定，则国际收支必须是顺差及持有适当规模的外汇储备以维持国际市场信心。可见，人民币国际化收益的核心，首先是降低汇率风险，其次是减少为维持货币信心所需的美元外汇储备规模，最后才是在国际市场沉淀适量规模人民币资产后获得的铸币税收益。

从成本角度来看，中国作为国际货币体系外围国家，只有维持一定规模的美元外汇储备才能保持国际市场对人民币币值的信心，即使我国外汇储备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截至2017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30568亿美元，比2016年末上升463亿美元），国际市场也有可能仅仅因为其规模下降而丧失这种信心。而且，人民币汇率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元汇率和美国货币政策干扰，当人民币由于多种因素对美元贬值或存在贬值预期时，国际金融市场就会迅速减持人民币资产，从而令人民币国际化的成本和风险更高。这也是造成2016年国际金融市场人民币资产占比减少的深层次原因。

事实证明，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心-外围架构下，意图以经常项目逆差或资本和金融账户赤字输出人民币，会破环人民币对美元币值相对稳定的基础，并不可行。即便通过进口支付人民币或向国外提供人民币贷款进口中国产品，可以增加人民币在贸易和资本金融项下的使用，但由于海外没有大量人民币沉淀，仍然不会增加人民币国际化的铸币税收益。

“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推进区域合作的创新工程，除了在贸易、投资、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能够实现机制化合作创新外，在金融方面也有很大的作为空间，可以探索建立中国主导的国际产业分工格*和次循环体系，通过与“一带一路”国家保持经常项目逆差并使用人民币支付，享受人民币铸币税收益；同时与美国保持经常项目顺差，向其缴纳美元铸币税收益。通过在“一带一路”沿线大量投资（包括股权和债权），形成庞大的人民币海外资产池，奠定人民币在次循环体系的中心地位。

三、“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曲线国际化”路线图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构建次循环体系和打造人民币区域核心货币地位的思路如下：

第一，逐步构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金融项目下双逆差的国际收支结构。

尽管整体来看，人民币尚不具备实现国际收支双逆差的条件，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金融项目下实现双逆差是可行的。成为区域核心货币也就意味着具备了为逆差融资的能力。2016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整体呈现顺差，实现出口总额38319亿元、进口总额24198亿元。虽然这些国家贸易对我国依赖程度较高，多数国家汇率对人民币的参照程度高于对美元和欧元的参照程度，但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中的实际收付却仅占贸易总额的13.9%。为了扩大人民币的区域使用并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区域货币，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为区域提供充足的人民币流动性。为此，可以一方面通过人民币借款和对外直接投资提升人民币海外资产规模，充分利用中国在“一带一路”项目建设中既是投资方也是建设者的优势，设计人民币融资方案，助推人民币在对外投资中的使用；另一方面通过投资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培育其出口能力，从而提升从这些国家的进口，将“一带一路”贸易由“出超”调整为“入超”。

第二，鼓励中资银行、金融科技公司、互联网金融企业等加快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布*，提高金融服务的可及性。

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广泛开展人民币业务，一是推动中资银行加快在当地布*和业务创新，通过人民币金融产品的创新和营销促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出口使用人民币结算，并用人民币支付中方施工建设费用或进行投资，“一带一路”沿线顺差国企业一般会选择人民币短期资产（存款或债券）投资，我国企业则可以借用这些投资资金再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收益率较高的长期股权投资；二是加快金融科技企业和互联网金融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布*，充分利用我国先进的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业务水平推动这些国家使用人民币计价和支付结算。

第三，发展“一带一路”区域债券市场，扩大人民币计价债券发行规模，丰富债券品种。

完善“一带一路”区域债券市场，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行人民币计价债券，目的是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金相互融通，推动区域内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有利于中国将更多储蓄剩余通过“一带一路”区域债权市场进行投资。

第四，深化“一带一路”区域金融和货币合作机制。

扩大与之签署本币互换协议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范围，通过互换机制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人民币流动性；推动与更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货币直接兑换和交易；推动与更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加快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边贸和一般贸易（与投资）本币结算协议；加大对区域宏观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力度，在东盟与中日韩（10+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基础上将区域金融和货币合作协调范围扩大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第五，发挥亚洲基础设施银行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推动作用。

亚投行是由中国**首发倡议并积极推动成立的，目的是为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支持。中国作为亚投行最大的出资国，可以考虑让人民币成为亚投行资本构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吸引国内商业银行和民间资本使用人民币对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部分项目贷款和投资。此外，可以推动亚投行在国际金融市场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债券，增加人民币作为资产计价货币的比重。

第六，大力发展QFII、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等，扩大金融市场开放。

其中，债券市场扩大开放的意义尤为重要。当境外居民使用人民币现金和活期存款购买中国**发售的债券时，我国的人民币负债将由人民币现金或存款转换为人民币债券，不仅创造了人民币的回流渠道，而且完善了人民币作为相关国家储备资产的投资渠道。由于我国国债收益率较高，开放债券市场能够大幅提升人民币对境外居民的吸引力，长远看有利于提高外国居民对人民币资产的持有意愿，促进外国中央银行和货币当*将人民币资产纳入外汇储备。

第七，加快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

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会导致套利和套汇，尤其在资本管制和汇率市场化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在人民币离岸和在岸市场之间套利的行为不可避免。但从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的角度看，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势在必行。目前，我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金融项目下的外汇兑换强调实需原则。而从美元外汇市场的发展来看，与贸易和直接投资相关的外汇交易只占全部美元外汇交易的5%。因此，人民币成为区域货币（国际货币）后，大部分交易应该也是第三方交易。离岸市场的体制优势可以为海外投资者提供合法、便利持有人民币计价资产的渠道，有利于提高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尤其在国内金融市场发展不足和市场开放程度不高的情况下，人民币离岸金融业务的发展可以促进人民币国际信贷和国际投融资规模的扩张。

第八，进一步完善人民币国际清算系统（ChinaInternationalPaymentSystem，CIPS）。

CIPS是支撑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目前已经落户上海。2016年末，CIPS的直接参与者已从上线初期的19家增加到28家，间接参与者也从176家拓展到480家，覆盖全球六大洲共7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一带一路”沿线有35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家金融机构加入了CIPS，跨境人民币业务量以每月28%的速度增长。未来应进一步增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金融机构的参与，实现更广泛的覆盖。

第九，盯住美元，保持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稳定或稳中有升。

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心-外围”架构下，国际金融市场对人民币币值的信心极其脆弱。人民币实现区域化和国际化的过程，实际上是通过提高人民币资产的收益、提升使用便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产对美元资产的替代，因而保持人民币兑美元基本稳定或稳中有升对于维持人民币币值信心和扩大国际使用将至关重要。

编辑 叶梦芊肖子琛

来源 当代金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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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来自府为什么要保持人360问答民币币值稳定

一、经济因素的影响1购买力平价理论的影响购买力平价是从货币数量角度对汇率进行分析，曾一度成为解释汇率的主流理论。但它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它只考虑了商品和劳务，而没有考虑资本流动。实际上购买力平价无法计算出来，因为交通运输成本、关税、配额以及非关税壁垒等条件的限制，会使本国拥有的币的价值受到影响，汇率也就不完全是不同货币的相对购买力的可靠反映。2利率平价理论的影响早在金本位制时期，人们就意识到国际资金流动的发展使汇率与金融市场上的价格--利率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产生了利率平价说。它侧重于研究资本流动，阐述了利率与汇率之间的联动关系。近年研究表明，虽然我国是资本管制国家，但管制之已经有相当规模的国际资金流动。所以，国际资金频繁流动对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以及利率形成冲击。因此有必要将利率平价应用于人民币汇率的决定。但是，许多分析结果表明，由于受交易成本，资本管和**风险的影响，市场上的汇率与利轩价所确定的汇率之间存在着偏离。3国际收支差额的影响国际收支是影响汇率的最直接的一个因素，如果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对债务增加，引起汇需求增加而可能导致汇汇率上升和本币汇率下降。顺差意味着对债权增加，本币需求增加，可能促使本币汇率上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经济交往日益频繁，国际收支的总规模不断扩大。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使我国汇储备大幅提高并持续增加，从而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急剧增加。4、其他经济因素的影响比如，人民银行的干预和货币供应量。人民银行的干预能在短期内对汇率产生积极的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会使利率变化，由于资本的国际间流动进而影响汇率，等等。二、**因素的影响1汇率联系着国内、国两个经济体汇率作为一种价格与其他任何价格在属性上都不同，汇率作为一种价格的特殊性在于它直接联系着国内和国两个经济体，而其他的价格如利率等都不具备这个属性。在复杂的国际**经济的博弈中，一个大国在何种程度上可以长期维持其经常项目的顺差或逆差并不纯粹是一个经济学的命题。因为全球所有国家的顺差与逆差的代数和为“0”，所以，各国在国际收支问题上的博弈，是零和博弈。如果博弈的一方实现了最优结果，表明博弈的另一方失败了。2各国之间的博弈能力不同大国之间在汇率问题上的博弈能力可以区分为三个层次主动性权力、阻止性权力、被动性权力。阻止性权力是一国有效阻止别国采取不符合本国经济利益的政策之能力;被动性权力是一国经济利益不受别国制约的能力;主动性权力是一国迫使别国主动采取符合本国经济利益的政策之能力。在汇率与国际收支这样一个零和的双边或者多边博弈中，主动性权力的实质就是一国迫使别国主动采取损害其自身经济利益的汇率政策之权力，这实际上也就是经济霸权的学术性表达。比如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美国国会通过法案，采取美国国内法的形式，迫使人民币升值，体现了充分的主动性权力。在当今世界上，大概也只有美国享有这种权力，当然，这不等于说，美国的贸易伙伴国之汇率水平都会在这种霸道的主动性权力的压迫下而普遍高估。三、我国当前经济形势下计算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应注意的问题1必须考虑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特殊性我国现在正处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阶段，也是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在这个特殊阶段，我国将面对比较特殊的问题，例如金融业的彻底对开放以及资本市场相应的完善措施，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与改革相关的制度安排，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应该考虑这些制度安排对均衡汇率水平的特殊影响。2对内部均衡的衡量标准进行相应更正之前的汇率理论均有关于一国国内内部均衡的定义，即以一国是否已经实现充分就业为主要的衡量标准。同时我国面临着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对内均衡的定义应该服从当前的经济体制的改革，因为汇率制度改革和汇率水平调整会导致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而促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必须满足一些条件，这些条件是由我国经济的基本因素决定的。3均衡汇率理论应由长期汇率转变为短期汇率因为均衡汇率以内部同时实现的均衡为条件的，因此均衡汇率理论应是从经常项目决定模型转向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共同决定的模型，但是要想将资本账户余额变化的决定作用在均衡汇率决定过程中体现出来，就必须建立资本账户与汇率之间的联系，而这一发展过程要实现的关键是从实际汇率理论向名义汇率理论的转化，因为名义汇率实际上就是一系列资产组合决定的变量，因此名义汇率不可能是长期的，所以均衡汇率理论应有长期汇率水平转向短期汇率水平。

为什么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维持要求美国的国际收支必须保持顺差？

自从20世纪70 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美元确立了其全球主导货币地位。

美国储蓄率持续下降，消费信贷、房屋信贷规模不断扩张，成为世界最大的债务主体；亚洲出口国不断输出经常项目顺差，买入美元债券为美国融资，成为最大的债权国。逐步建立了国际金融“债务——债权”关系。美国在历经十五年的“信用扩张”之后，将在未来较长时期内走向对外负债放缓的“信用收缩”期 ，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规模面临持续收窄，国际分工体系也将步入一个“再平衡”时期。在“消费研发核心——制造业轴心——原材料基地”这个多层次全球分工体系当中，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具备了扩张信用、透支消费的条件，以东亚经济体为代表的人口密集国家迫切需要依靠外需发展制造业解决就业问题，同时巴西等资源型国家则通过发挥资源优势奠定了在全球分工体系充当原材料供应商的角色。自从70 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美元确立了其全球主导货币地位，海外市场大量的美元需求要求美国长期保持经常项目逆差，不断输出债务，以满足海外市场对美元的巨大需求。同时，货币弱势国则通过持续的顺差积累美元储备，以维持自身币值的稳健和出口贸易的发展。在这个美元输出的过程当中，美国依托于负债形成了消费透支型的经济特征，确立了其全球最大的债务主体地位，造成国际金融体系的严重失衡，表现为美国财政、贸易双赤字的不断扩大，同时亚洲国家持续累积经常项目顺差，债权主体地位不断深化。

...我国为什么要保持人民币基准利率和汇率的基本稳定。

先是为什么要保持人民币基准利率稳定：因为银行是国家重要的宏观调控工具，其中银行的利率就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维持利率稳定可以维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使的社会上的人民币数量保持稳定，这样就可以稳定币值防止通货膨胀或通货...

穷人为什么会借钱给富人？你需要先弄明白这件事

上周我们在《穷人借钱给富人，原因竟然是...》一文中谈到，如果想弄明白为什么中国将大量的资本输出到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就要先了解“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如何产生的，不过还不够，我们还要了解这个体系是如何毁灭的。今天这篇文章为李伟教授《“布雷顿森林体系”启示录》中的第二篇（共四篇），我们继续深入分析缔造者怀着美好的意愿构造的这个体系，是如何毁灭的。

作者|李伟

来源|财经网

“布雷顿森林体系”启示录（二）

自我毁灭的种子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缔造者怀着美好的意愿构造了这个体系，然而，他们低估了困难，忽视了这个体系严重的内在缺陷，最终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毁灭。

艰难的起步

“布雷顿森林体系”当时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战后的环境缺乏实施“布雷顿森林协议”的基础。二战是迄今为止人类所发生过的规模最大、损失最多的战争，大部分参战国的经济都受到了沉重打击。以日本为例，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日本所有的大城市都被彻底炸毁了，其国民生产总值仅是10年前的60%，而工业产值仅为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30%。

然而，美国却在战争中崛起了。由于远离主战场，因此美国本土在战争中几乎没有受到打击，而且战争带来了巨大的经济需求，这极大地刺激了美国经济的发展。等到战争结束，美国已经在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上都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了，以GDP为例，根据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Maddison）提供的数据，以1990年的美元计算（购买力平价），在二战爆发前的1938年，美国的GDP约相当于西欧12国与日本GDP之和的59%，到了1945年，这个数字变成了145%。

二战彻底改变了国际经济的格*，在战后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两股势力，一是衰败的日本和西欧诸国，一是繁荣强大的美国。这种结构极其不对称，也使得“布雷顿森林体系”难以运转。

具体来说，当时的日本和西欧诸国在经济上都处于非常虚弱、甚至破产的地位，百业待兴，不仅需要进口食物、燃料来维持居民生活，更需要进口大量机器设备来重修基础设施和重建工商业生产能力，但它们几乎没有可出口的产品。结果这些国家的经常项目处于逆差状态，手中缺乏外汇，而美国作为这些国家的贸易对手方则处于顺差的状态。

经济疲弱、经常项目处于逆差状态，导致这些国家的经济不稳，容易发生资本外逃，也就是国际收支危机。因此各国普遍实行了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外汇管制政策，将稀缺的外汇配置到**认为最需要的地方去。

日本和西欧诸国在经常项目下实行外汇管制政策是有违“布雷顿森林协议”的核心精神的，但立法者在当初签订协议时也预留了一定的空间，因而协议要求各国自IMF正式运行之日起5年内基本解除对经常项目下的外汇管制政策，而并非马上解除。

然而，美国对其贸易伙伴这些政策依然是不满的，原因有二：一是日本和西欧诸国为了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增加外汇，对美国出口产品采取了歧视的政策，这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利益；二是这有违公平贸易和自由贸易的精神，这些精神是被美国奉为圭臬的。因此美国很快就决定投入资源来试着改变现状，它挑选的试验田是当时状况相对较好的英国。1946年，美国向英国提供37.5亿美元的贷款，条件是英国在获得贷款后的一年内恢复经常项目下的外汇自由兑换。1947年7月15日，英国履行了承诺，官方汇价定为1英镑兑4.03美元。随后发生的事情对英国来说不啻于一场灾难，数周之内英国外汇储备流失惨重，最后在美国的同意下，英国于8月20日暂停了外汇的自由兑换。

英镑可兑换改革的失败让美国意识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当务之急或许并非是贯彻“布雷顿森林协议”，而且当时冷战已逐渐展开，想要全球范围内有效抵御来自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在地缘**上的威胁和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挑战，构建一个繁荣稳定的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就显得至关重要。

为了促进西方盟国（包括日本）的经济发展，美国实行了一系列的新经济政策。

第一，对日本和西欧诸国展开大规模的经济援助。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计划”指的是在1948年至1952年间，美国以无偿援助和贷款的形式向西欧诸国所提供的总额高达130亿美元的援助。尽管日本没有被纳入“马歇尔计划”，但美国也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从1946年到1952年，美国对日援助总额超过21亿美元。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战争采购又为日本企业输送了大量订单，1950年到1955年间，这些采购的总额高达35亿美元。

第二，不对称开放市场。为了促进西方盟国的经济发展，美国对它们实行了不对称的市场开放政策。具体来说就是美国向西方盟国开放市场多，而西方盟国对美国开放市场少，例如根据日本评论家中野刚志提供的资料，在1963年，美国和日本对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简称OECD，该组织主要由一些发达国家组成）国家的一些进口工业品都有额度限制，但两国受限产品的范围不同，日本受限的种类和名目有132个，但美国只有7个。

第三，允许西方盟国的货币大幅贬值。例如法国法郎对美元的汇率在1948年1月从119：1贬值至214：1，贬值了近80%。1949年9月，英镑对美元的汇率从1：4.03贬值至1：2.80，贬值了31%。

经过了一系列的内外调整，日本和西欧诸国开始出现了经济上的强劲复苏。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提供的数据，从1950年到1958年，包括英国和法国在内的西欧12国，其GDP年均增速达4.9%，日本增速更快，高达8.4%，而美国的增速为3.7%。

随着经济的恢复和贸易的发展，日本和西欧诸国逐渐摆脱了缺乏外汇的状态，美国的相对实力开始下降。在1951年，全球官方黄金储量价值335亿美元，其中美国持有229亿美元，占比达68%。到了1960年，这三个数字分别变为了377亿美元，178亿美元和47%。

另外，在1951年，外国银行持有的未偿付的对美国的美元债权总额为89亿美元，其与美国官方黄金储量价值的比例为39%。到了1960年，这两个数字分别变为了210亿美元和118%。

1958年12月，14个西欧国家实现了经常项目下外汇的可自由兑换。1961年，大部分IMF会员国表示承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8条所规定的义务，即不得限制经常项目下的支付与资金转移。立法者原本为放开经常项目预留了5年的时间，但最后花费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实现这一目标。

至此，“布雷顿森林体系”真正开始运行，国际金融体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在缺陷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是“双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很明显，这是一个以强势美元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体系，而美元能否保持强势又来自美国经济能否长期表现良好，保持与其他经济体之间相对力量的稳定。在今天看来，这对美国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在美国如日中天的年代很多人并不是这么看的。

日后成为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货币事务副部长的保罗·沃尔克（PaulVolcker）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过这么一段话：

那段时间是‘美元荒’理论的全盛期。我还记得20世纪50年代初哈佛的一门研究生课程，一位著名教授在课程中提出了这一基本论点。这个观点认为，拥有丰富的资源和活力并且未受战争摧残的美国，将近乎永久地保持技术和生产效率方面的领先地位。最终，美国的生产率提升速度势必要比其他国家快，这样美国易于保持强大的贸易地位。其他人认为，作为一个伴生结果，美国能够按意愿在海外大量开支，而这样做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回顾大萧条年代，他们认为，繁荣的美国无法在国内找到能投入其全部储蓄的领域，这是不可避免的。结果，美国能够向海外提供有益的高水平官方援助，最终还要提供私人投资，这样的话，其他国家就买得起美国的出口商品，从而支持美国产业的就业。否则，由于经济学家开始说的‘美元荒’，美国就卖不掉美国能够生产的商品。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人们对美国经济的信心和乐观态度。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战后美国的实力在整个世界上确实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其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领导地位也毋庸置疑。但这也造成了一个问题，就是战后很长时间，美国整个国家，不单是**内部，都没有多少在国际金融领域具有专长和经验的人。当时美国的经济学家和官员都对国外援助和经济发展感兴趣，对贸易政策也比较关心，但外部金融并不是真正的忧患。原因非常简单，美元很强大，国际收支也正常。对外部金融活动的监督和管制是一般国家不得不担心的问题，却不是美国这个“世界领袖”该担心的问题。制定政策的官员无须紧盯着国际收支数据，这方面的分析材料也很少，甚至几乎没有人和外国金融官员相熟。美国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核心国家，美元是国际货币，国际金融本应是美国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但这样的情形似乎让人感到美国的决策者在蒙眼开车。日后美国在这方面的政策显得较为短视，缺乏长远打算，可能与此有直接的关系。

在渡过了战后早期的动荡后，西方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发展出现了又好又快的特征。根据安格斯·麦迪森提供的数据，西欧12国的人均GDP在1938年为4833美元，1946年这一数字曾跌至3917美元，但到了1950年，这一数字就超过了战前的水平，达到了5005美元，而到了放开经常项目外汇管制的1958年，这一数字已升至6864美元。

日本也是相似的情况。1938年其人均GDP为2449美元，1945年跌至1346美元，比西欧12国稍微迟一些，日本的人均GDP直到1953年才超过1938年的水准，达2474美元，而到了1958年，这一数字已升至3289美元。

与日后有所不同的是，这一时段的金融市场波动很小。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整个经济进行了深度干预。包括：限定利率上限，例如著名的Q条例就给美国的银行设置了很低的利率上限；对银行可投资资产范围做出限制；通过管制金融市场将信贷输送到战略部门；进口许可证制度堵住了通过经常项目转移资金的通道。在哈罗德·威尔逊（HaroldWilson，曾于1964年至1970年以及1974年至1976年两度出任英国首相）的工d统治下的那段时期，英国甚至严禁携带超过50英镑的货币出境。日后屡次成为投机者与**主战场的伦敦黄金市场，也是在关闭了15年后，才于1954年恢复的。

1958年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刚刚正式登上历史的舞台，灾难就接踵而至。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打响第一枪的是一个叫做罗伯特•特里芬（RobertTriffin）的比利时裔美国经济学家。

1960年，时任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的罗伯特•特里芬出版了《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一书。他在书中提出：“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国家的货币又与美元挂钩，美元因此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于是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就要求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手段和货币储备。这样做，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美元，在海外不断沉积。这样，对美国来说，就会发生长期贸易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核心货币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国币值稳定与坚挺，这就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个悖论。”

罗伯特•特里芬所提出的这个观点被称为“特里芬悖论”（Triffin’sDilemma）或“特里芬难题”。沿着这个观点的逻辑可以想象到，为了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转，美国会保持长期的贸易逆差，美元会流向全球。但对于那些持有美元的国家，它们只有两个选择，一是继续持有，就像日后的日本和德国（二战后德国分裂为两个部分，西边的是联邦德国，东边的是民主德国，本文的德国指的是联邦德国）；另一个是用美元从美国**手中换回黄金，就像日后的法国。

第一个选择的结果就是世界各国手中的美元越来越多，其总价值远超美国官方黄金储量的总价值，人们对美元的信心会越来越少，最终损害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运转；第二个选择的结果就是总有一天美国会关闭黄金兑换的窗口，这就打断了黄金与美元的联系，而黄金与美元挂钩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石之一。很明显，两条路走下去都不是什么好结果，“布雷顿森林体系”本身就蕴含着毁灭自己的种子。

历史的发展证明了罗伯特•特里芬的远见。从1945年到1958年，美国的经济实力独占鳌头，日本和西欧诸国的主要任务是战后重建，在当时的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元荒”是主要问题。随着经济的恢复，日本和西欧诸国的出口日益强劲，大量美元流向海外，但当时各国对美国和美元的信心都比较大，因此“特里芬难题”在一定程度上被掩盖了。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依然保持着经常项目的顺差，最高值达68亿美元（1964年），而在资本和金融项目下，除了在1969年出现过顺差（11亿美元），其他年份都是逆差，最高值达59亿美元，也是在1964年。换句话说，当时美元的流出渠道并非经常项目，而是资本和金融项目，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主要是由资本和金融项目的逆差所致。

表面上看，美元依然有保持强势的基础，但从国际收支的角度来看，美元已大不如前。1968年，全球官方黄金储量价值387亿美元，其中美国持有109亿美元，占比达28%。同时，外国银行持有的未偿付的对美国的美元债权总额为385亿美元，其与美国官方黄金储量价值的比例为353%。

美国外部债务大涨，官方黄金储备大量流失，美元币值赖以稳定的基石正在被快速侵蚀，日后市场与**就此问题展开一轮又一轮的激烈斗争。

除了“特里芬难题”之外，“布雷顿森林体系”还有别的问题。首先是国际收支失衡如何调整的问题。“布雷顿森林体系”允许各国在国际收支出现“根本性失衡”（FundamentalDisequilibrium）时大幅调整汇率（10%以上），以重新获得均衡，但前提是获得IMF的同意。例如1949年9月，英镑兑美元的汇率从1：4.03贬值至1：2.80，贬值了31%，这次贬值就是提前获得了IMF同意的。

然而，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IMF没有给“根本性失衡”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只是泛泛的说当一国的国际收支失衡达到了必须使用汇率变动才能恢复均衡的程度时，这个国家就处于“根本性失衡”的状态中。这在判断上就给决策者留下了较大的余地，不利于统一标准，也不利于这一条款的执行。不过，佩尔·雅各布松（PerJacobsson，1956年至1963年任IMF总裁）曾说给均衡下定义就像给“遇到了才知道漂亮与否的女孩”下定义一样难。均衡很难定义，失衡也是。

实际上，面对国际收支失衡的问题，各国经常采取“鸵鸟”政策，我们可以把这些国家分成以下三类。

第一，作为逆差国的美国不能使美元兑黄金贬值，那么做会直接打击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威胁到整个体系。而且只要其他货币始终与美元挂钩，那么美元兑黄金的贬值对纠正逆差就没有意义。

第二，其他逆差国也常常不愿意本币贬值。因为贬值经常被看作**软弱无能的表现，而且本币一旦贬值，市场可能认为贬值幅度还不够，这可能引发进一步的贬值压力，所以贬值对这些国家来说也不是优先选项。

第三，顺差国经常不愿意让本币升值。有些国家，例如日本，战后声称以贸易立国，将出口看作重要的经济增长动力，升值不利于出口，因此它们不喜欢升值也容易理解。最后，超过10%的汇率变动需要得到IMF的批准，但在这个过程中容易走漏风声，一旦泄密，市场就会提前启动，抛售或购入某种货币，这会给相关**造成很大的压力和损失，因此汇率变动往往都是最后无奈的选择。

在调节国际收支失衡时，汇率调整是一个办法，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调节国内的物价。对逆差国来说，**可以采取紧缩的政策，提高利率，减少财政赤字，用通货紧缩来调低物价，这与汇率贬值在效果上是一样的。但紧缩的政策经常与充分就业的**目标是相冲突的，这可能给**带来很大的**压力，因此对**来说，这经常是一个比贬值还糟糕的选项。

对顺差国来说，它们也可以通过通胀的方式来调节国际收支失衡。例如**可以采取扩张的政策，降低利率，扩大财政赤字，提高通胀率，这与汇率升值在效果上是一样的。但通胀可能造成国内经济环境不稳，损害经济发展和储蓄者的利益，因此其一般也不会是**的优先考虑选项。

为了逃避这些调整，最后我们时常会看到这样一种现象：顺差国的中央银行增持逆差国发行的国债或其它低风险资产。这种做法的直接后果就是顺差国的外汇储备日益增多，逆差国的外部债务不断提高，全球资本市场流动性不断高升。

除了“特里芬难题”和调节国际收支失衡难题之外，“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58年之后还面临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资本管制开始逐渐失效。如前文所述，“布雷顿森林体系”主张开放经常项目，但它给予成员国资本管制的权力。资本管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顺利运行的一个重要条件，因为假如资本可以自由流动，那么固定汇率和自主的货币政策就只能选择一个。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实行的是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和严格意义上的固定汇率制度不同，但在这个体系中，固定是常态，调整是少数，因此其在实施过程中还是更接近固定汇率制度一些。在充分就业的目标下，**很难舍弃自主的货币政策，因此固定汇率能否维持就需要看资本管制的效果了。

1950年到1958年，各国经济还远不像日后那么发达，国际贸易和资金流动也比较少，再加上**对市场的管制，因此固定汇率制度并未受到太大威胁。但1958年之后，大部分IMF成员国都放开了对经常项目的管制，这就给资本的自由流动打开了一个缺口，因为人们可以使用虚假的进出口贸易来实现资金的跨境转移，例如高报出口商品定价或低报进口商品定价就可以让外部资金流入国内；反之，低报出口商品定价或高报进口商品定价就可以让本国资金外流。另外，跨国公司和离岸金融市场的兴起也为资本流动提供了便利，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能找到的监管漏洞会越来越多，资本管制的效果也会越来越差。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缔造者怀着美好的意愿构造了这个体系，他们对困难做出了估量，为政策留下了余地。同时，他们也为整个体系的运转制定了详细的规定。然而，他们低估了困难，忽视了这个体系严重的内在缺陷。历史证明，正是这些内在的缺陷，最终毁灭了“布雷顿森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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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布雷顿森林启示录（一）：构想出的国际金融新秩序

为什么要保持人民币币值的基本稳定？

人民币币值稳定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物价稳定，二是汇率稳定。传统上保持币值稳定主要考虑通货膨胀等四方面的因素，但是实际上要统筹考虑到这几个因素是比较困难的。只能在某一阶段更加侧重其中一个或两个因素，这样会比较合理。

国际贸易中顺差到底是带来货币升值还是贬值？

一、货币政策对贸易平衡的影响1.当存在巨额贸易逆差（赤字）时，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降低利率，进而使本币的国际价值贬值，导致出口增加、进口下降，净出口的上升有助于恢复贸易平衡；2.当存在巨额贸易顺差（盈余）时，紧缩的货币政策能够提高利率，进而使本币升值，导致出口下降、进口增加，净出口的下降有助于恢复贸易平衡。二、财政政策对贸易平衡的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将扩大国内需求，**为给赤字融资会使利率上升，进而引起本币升值，导致出口减少、进口增加。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效应相反。

国家为什么会因为贸易顺差而使一方的货币升值呢？

国际贸易顺差指出口大于进口，出口产品收取外汇，进口则要用外汇；贸易顺差则产生外汇收入，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自然外国对本币的需求增加，本币就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