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票100元最早是哪一年(明日方舟红票哪一关收益高)

明日方舟红票哪一关收益高

第30关。《明日方舟》是由鹰角网络开发的一款国产战略经营类游戏，于2019年5月1日公测，在游戏中红票是采购的凭证，而第30关的boss等级最高，BOSS在90级，击败后获得的红票奖励也最多，而其它boss都在90级以下，获得的...

发票金额与实际支付金额不符怎么做账

按实际付款金额做账。你这种情况属于销售折让，不属于现金折扣。可以让销售方把折扣的金额开具红字发票入账。销售折让是指企业因售出商品质量不符合要求等原因而在售价上给予的减让。企业将商品销售给买方后，如买方发现商品在...

面值100元红版的人民币是哪年发行的？

　　那是第五套人民币，从1999年开始发行的。　　199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陆续发行第五套人民币（1999年版），共有1角、5角、1元、5元、10元、20元、50元、100元八种面额，其中1元有纸币、硬币2种。第五套人民币根据市场流通需要，增加了20元面额，取消了2元面额，使面额结构更加合理。　　第五套人民币继承了中国印制技术的传统经验，借鉴了国外钞票设计的先进技术，在防伪性能和适应货币处理现代化方面有了较大提高。各面额货币正面均采用*****建国初期的头像，底衬采用了中国著名花卉图案，背面主景图案通过选用有代表性的寓有民族特色的图案，充分表现了中国悠久的历史和壮丽的山河，弘扬了中国伟大的民族文化。　　2005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发行2005年版第五套人民币，主图案与1999保持一致，但变光数字、面额水印位置调整，背面面额数字加后缀“YUAN”等。　　为适应经济发展和市场货币流通的要求， 1999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之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268号令，中国人民银行陆续发行第五套人民币。第五套人民币共八种面额：100元、50元、20元、10元、5元、1元、5角、1角。第五套人民币根据市场流通中低面额主币实际起大量承担找零角色的状况，增加了20元面额，取消了2元面额，使面额结构更加合理。第五套人民币采取"一次公布，分次发行"的方式。1999年10月1日，首先发行了100元纸币；2000年10月16日发行了20元纸币、1元和1角硬币；2001年9月1日，发行了50元、10元纸币；2002年11月18日，发行了5元纸币、5角硬币；2004年7月30日，发行了1元纸币。为提高第五套人民币的印刷工艺和防伪技术水平，经***批准，中国人民银行于2005年8月31日发行了第五套人民币2005年版100元、50元、20元、10元、5元纸币和不锈钢材质1角硬币。

人民币100元红色版的是哪一年出的??

你说的红色版是第五套人民币，第五套100元人民币是1999年10月1日发行的。2005年8月31日，发行了第五套人民币2005年版100元纸币。2015年11月，央行发行2015年版100元纸币。

人民币面值100元1949年发行的红帆船8位数八成新现至少值多少?

由于历史背景和时代条件的限制，第一套人民币已经相当珍罕，能将之集全实属凤毛麟角，其中壹万圆“驼队”、壹万圆“牧马”、伍仟圆“牧羊”、伍仟圆“蒙古包”、壹仟圆“牧马”、伍佰圆“瞻德城”这6种票背有维文或蒙文的，与2张伍万圆的最少见。这8张成为第一套人民币中收集难度最大的纸币。2004年中国嘉德推出了被誉为第一版人民币票王的壹万圆“牧马”一枚，估价4万至5万元，成交价达到12.1万元。　　第一套人民币中也有一些价格相对较低的品种，一般品的价格只有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如楼主100元的红帆船图案币，全品的价格在200至300元。

最早的一百块钱是哪一年的

现代版的100元应该是1980年印制的新中国最早的100元应该是1948年印制的。

100元面值的人民币是那一年推出的？

2000年10月16日发行了20元纸币

100元面值人民币哪一年发行

第五版人民幣1元至100元各一張unc(除1元外,全是2005年版)第五版1元鈔票只發行1999年這個年號，沒有2005年版。

你从黄牛那都买不到票的《摇滚莫扎特》是怎么火起来的

音乐剧在中国的春天真的到来了吗？

2018年12月29日晚，法语音乐剧《摇滚莫扎特》在天津大剧院上演。摄影/本刊记者佟郁

《摇滚莫扎特》“出圈”：音乐剧也有春天

本刊记者/隗延章

本文首发于总第890期《中国新闻周刊》

在此之前，提起音乐剧，人们更容易想起百老汇和伦敦西区，而诸如《猫》之类耳熟能详的音乐剧，往往也难以激起更广泛的人群的兴趣。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法语音乐剧《摇滚莫扎特》能够火爆至如此程度，黄牛炒票，一票难求，现场气氛犹如明星演唱会。

音乐剧在中国的春天真的到来了吗？

张力刚坐在上海文化广场剧院中，有些拘谨。舞台上正在演出音乐剧《摇滚莫扎特》上半场，每首歌曲伴奏响起，年轻的观众们欢呼、尖叫、甚至冲到舞台边，与演员互动。这样喧闹的场面，在音乐剧现场极为少见。

张力刚曾经在北展工作，这次看音乐剧的现场气氛，甚至让他觉得有点像纵贯线、五月天的演唱会。演至下半场，他被气氛感染，不由自主跟着欢呼。

这是2018年初，《摇滚莫扎特》在上海首演时的一幕。张力刚是九维文化的董事长，他的公司以主办音乐剧巡演为业。相比只在单一城市办演出，巡演对音乐剧质量、受众数量要求更高。张力刚这次观看演出，是为了工作，他想亲自判断一下《摇滚莫扎特》到底是否适合在全国巡演。

今年2月27日，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首次观看这部剧时的心理变化：“一开始，我像一个传统的音乐剧观众一样，喜欢安静地看，但到了下半场，突然爱上这部戏，有种和戏融为一体，尽情发泄的感觉。”如今，张力刚引进的《摇滚莫扎特》巡演已经火爆全国，粉丝众多，在此之前，谁也不会想到，一部小语种的法语音乐剧也会有黄牛炒票，一票难求。

不只是粉丝剧

去年年初，张力刚观看演出前，已经对《摇滚莫扎特》有些了解。这个故事用别样的方式呈现了一个个性十足的莫扎特，讲述他去往欧洲寻找新生的旅程。2009年，该剧在巴黎首演之后，原声专辑5周内成为全法销售冠军，11周内仍然保持前5名。它在法国各地、日本、韩国、乌克兰等国家的巡演都很成功。

该剧火爆全球的背后，是高昂的制作成本。张力刚估计，该剧的制作成本要1000万欧元左右。他说，这部剧的服装、舞台布置比多数音乐剧精致。此前，他在组织其他巡演的过程中，运送道具的卡车大多只需要3~5辆，运送这部剧的卡车有十余辆。

2011年，该剧在国外演出现场的视频被网友上传至国内视频网站B站，由于表现方式的新颖以及主演的个人魅力，该剧演员在国内积累了大量粉丝。B站庞大的粉丝基础，是张力刚考虑引进这部剧全国巡演最初的原因。观看演出前，张力刚仍担心这只是一部粉丝剧，“粉丝只能支撑三五场，支撑不了巡演”。

观看演出之后，张力刚的疑虑打消了。“它制作精良，不光有法剧的一切优点，也完美避开了法剧在故事叙述上不够有力的弱点”。此前，在他的经验中，相比具有莎士比亚传统的伦敦西区音乐剧，法语音乐剧的戏剧性较弱，更注重歌曲。

2018年初，那场在上海的演出结束之后，张力刚走到后台，对法方制片人说，“我觉得这部剧在中国是OK的。”但他对制片方提出了几个修改意见，让该剧更容易被中国观众接受。首先，他要求上半场缩减10分钟的舞蹈内容，“法国人慢悠悠的，喜欢舞蹈，对于中国观众来说，过多的舞蹈会感觉剧情拖沓。”

此外，他要求制作方在剧中增加一些中文元素。比如演唱中文歌曲《茉莉花》，以及增加一些有地方特色的口语化的粗话，比如，在北京演出时说“牛逼”，在上海改为“瘪三”，在广州改为“扑街仔”，“莫扎特并非翩翩公子，个性狂放不羁，增加这些粗俗的语言，更能说明莫扎特的人物性格。”张力刚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最后，多媒体场景也需要调整。此前，莫扎特死亡那一幕，背景只是一道白光。调整之后，变一个个时空隧道般的黑色圆圈，伴随着《安魂曲》的音乐，莫扎特在舞台上升起，仿佛进入另一时空。

前期营销推广时，团队会利用已有的粉丝进行宣传。九维文化有专人负责与粉丝群体中的大V沟通，用提供音乐剧周边，演员见面、合影、签名等机会的方式，激发这些大V推广该剧的热情。

如今，《摇滚莫扎特》已经在中国多个城市巡演。据张力刚说，平均上座率达9成以上。观众群体与以往不同，其他音乐剧的观众，25岁以下的女性只有10％~20％，而这部剧50％都是25岁以下的女性观众。

原版班底

如今张力刚主办的《摇滚莫扎特》中国巡演算是实至名归的“爆红”，而实际上，在此之前，首次将这部剧引进中国的却是上海文化广场。

费元洪是上海文化广场的副总经理。多年前，他曾看过该剧的DVD。两三年前，他偶然听人说起，这部剧在B站上很火，他在网上找到一些片段和资讯来看。他记得，那时B站上对该剧的播放量约几万次。在B站寻找引进项目，对他来说是陌生的体验。此前，他寻找音乐剧项目更多是亲自前往欧洲、美国的剧院观看演出。

费元洪在B站将剧和一些资料看过一遍之后，判断这是一部属于90后，甚至95后的戏。B站上，该剧的字幕是由几个粉丝自发翻译，“用词绚烂，甚至有点像郭敬明的小说”；剧中摇滚乐带有一种法式浪漫，抒情感强，符合年轻人的口味；服装精致，以至于一些B站的网友会Cosplay剧中人物。

此外，他认为莫扎特追求自我的特质，天然会激起年轻人的共鸣。欧洲历史上作曲家的处境有一个从神走向人的过程，莫扎特处于临界点。他选择为了自由离开宫廷，成为一个反叛主流的独立音乐家，一生创作了754部作品，最终在35岁英年早逝。

回到公司，费元洪与几位90后同事交流，得知他们也喜欢该剧之后，开始决定引进。他给法方制片人发去E-mail，希望该剧能在上海演出24场。此外，希望由B站视频中的原班人马出演，“法语的戏往往人大于戏，观众会在意谁在演，但伦敦西区和百老汇没有这个现象。”费元洪说。

其实，费元洪和对方联系的时候，这部剧已经有6年未再演出。2011年巡演之后，剧组便已解散，道具、布景等也已销毁。由于中方邀请，法方人员又重新将该剧的成员聚集起来，道具一部分在韩国借用，其余的在法国重新制作，空运至中国，在中国组装完成。

“法国音乐剧的演员演出是断断续续的，没有像百老汇那样长期演一出戏。你只要提前跟他们说，基本上都能安排。“费元洪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即便那部戏已经许久没有演出，但是在法国音乐剧圈内重聚原版剧组并没有国人想象中的那么困难。

演员们来到中国之后，由于上海的剧场场租太贵，他们开始在江苏海安市的一家剧场中排练了一个月，之后，才奔赴上海正式演出。

门票开始销售前，费元洪尚拿不准这部剧是否真的能火。开票初始，他才打消顾虑：开演前，门票便售出70％。随着总计24场的演出陆续进行，门票销售愈加火爆，演出进行到最后一场，黄牛按照3~5倍于票面的价格在剧场外兜售。

费元洪说，对于《摇滚莫扎特》的上海首演，在前期包装、营销上并没有太多特殊之处。后来复盘该剧为何火爆，他认为更深层的原因是中法两国的审美基因接近，都追求一种“写意”的审美。“古代中国人看戏曲，不是看故事的，看的是讲故事的方式、样式，以及讲故事的人。这些与法国审美有颇多相似。”费元洪说。

近几年，他引进音乐剧的经验也逐渐佐证了这一点。相比百老汇的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巴黎圣母院》等法国音乐剧在国内往往更受欢迎。

引进音乐剧在中国

直至如今，《摇滚莫扎特》的爆红，才让更多的人关心起小语种音乐剧的话题。事实上，小语种音乐剧进入中国已经有8年时间。引进音乐剧在中国成为一个产业，则已有17年的历史。

引进音乐剧在中国产业化的起点，可追溯到2001年。2001年9月11日，上海大剧院与英国麦金托什公司签下协议，《悲惨世界》于2002年7月12日在上海大剧院首演，连演21场。

此前，上海大剧院从未举办过连演10场以上的演出。为了一炮打响，上海大剧院通过电视、平面媒体、高架广告等媒介进行大规模密集型的宣传。

首演之前，却依然只售出了21场演出30％的票房。第一场演出结束之后，情况开始逆转，更多观众在口碑的带动下走入剧院，最后一场时，500元的票在黄牛手中已经卖到2500元。最终，总票房1200万元，开启了中国音乐剧市场产业化的先河。

此后数年，上海大剧院每年引进一部音乐剧大作：2003年的《猫》，2004年的《音乐之声》，2005年的《剧院魅影》，2006年的《狮子王》，2007年的《妈妈咪呀！》……

这期间，引进音乐剧的连续演出的场次，从最早的《悲惨世界》的21场，最高增长至《剧院魅影》的100场，引进的音乐剧以百老汇和伦敦西区音乐剧为主。

2011年，上海文化广场建成，在音乐剧上采用了多元化的经营策略。之后，法语的《巴黎圣母院》《罗密欧与朱丽叶》，德语的《莫扎特》等小语种音乐剧开始进入中国。自此，国内观众可以不出国门，看到来自美、德、法、美、俄风格的音乐剧。

这种情况在国外非常少见。费元洪的经验中，在美国、在法国，见不到德奥音乐剧；在德奥很少见到法国音乐剧；在伦敦西区和纽约百老汇，则完全见不到德奥、法国与俄国的音乐剧。“深层原因是，这些国家在审美上就不能相互兼容。”费元洪说。

对于这几个国家的音乐剧，中国观众对百老汇的音乐剧接纳度较低，而对于伦敦西区的音乐剧和《摇滚莫扎特》这类小语种音乐剧的接纳度则较好。在费元洪看来，这与文化背景有关。“中国悠久而庞杂的历史，特别是近代史无前例的纷繁巨变，很自然地，形成了我们在情感与思维上的某种复杂。那些在思维上简单，情感上单薄，形式上追求‘短平快’的艺术作品，往往很难引起中国人内心的共鸣。”

近几年，随着2015年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成立等客观条件的成熟，音乐剧市场增速加快。“过去只在一个地方演，成本非常高。现在北上广都在做的话，可以分摊国际差旅等成本，更多的戏会愿意来。”费元洪说。

即便如此，音乐剧仍然是一个很小的市场。根据中研普华产业研究院《2017年中国音乐剧市场规模分析及个区域市场规模情况》显示，2017年中国音乐剧市场的总票房收入为3.48亿元。同年，电影票房冠军《战狼2》的票房为56.8亿元，是音乐剧市场全年总票房的16倍。

音乐剧业内人士，曾参考日本、韩国音乐剧产业的发展史，做出过一个判断，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是音乐剧产业的爆发点。实际上，早在2015年，国内便有15省市达到了这一标准，音乐剧产业却未迎来爆发。

如今，随着《摇滚莫扎特》的“出圈”，人们再一次提出这个问题：音乐剧市场是否到了爆发的前夜？

至少在费元洪看来，路还很长。“这不是能用GDP判断的。国内还是没有那么多的人，把剧场作为一个生活方式来对待。”一次采访中，费元洪谈到音乐剧市场时说，“现在的问题是没有被真正开发起来。没人说你是红海还是蓝海，我们都不是海，我们还是个湖。”

值班编辑：石若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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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与红色股票的诞生

1921年8月11日，为贯彻中共一大提出的d在当前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加强d对工人运动的领导的精神，加强各级地方组织的建设，领导工人运动的第一个公开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上海、汉口、长沙、广州、济南等地设立分部，各分部在本地区创办工人刊物、开办工人夜校，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带领工人开展罢工斗争，争取基本权益。

在中国共产d的领导下，全国工人运动蓬勃兴起。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出现了持续13个月的罢工高潮，全国发生大大小小100多次罢工，30多万工人参加。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安源路矿工运、开滦煤矿工运和京汉铁路工运等。1923年2月7日，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北洋军阀吴佩孚血腥镇压京汉铁路罢工工人，帝国主义的海军陆战队也全部登陆，准备对罢工工人进行更大规模的屠杀，湖北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其他各地工运先后遭受了当地军阀的血腥镇压，“二七惨案”后工人运动转入了低潮。

一、中国共产d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运动

在中国共产d的工人运动史上，由***、李立三、刘少奇等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运动有着重要地位。1921年10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成立，***任主任，派李立三、郭亮、刘少奇等一批d员、团员到各行业中去，建立工会组织、开办工人夜校，先后建立了安源煤矿、粤汉铁路、株（洲）萍（乡）铁路等工人俱乐部，各行业工会也相继成立，吸纳了3万多会员。1922年7月，按照d的二大制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湖南分部明确提出，将争取工人**自由、改善经济生活、参与产业管理、享受补习教育等四项原则，作为湖南工人阶级共同的斗争目标，并发动全省各行各业的工人举行罢工，成立工会和俱乐部。

安源路矿，是萍乡煤矿和株萍铁路的合称，萍乡煤矿位于江西省西部的萍乡县境，与湖南接壤，现代化开采始于清末洋务运动，1890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汉阳开设官办铁厂，冶铁炼钢，燃料就来自于安源山上蕴藏的丰富优质煤炭，株萍铁路是专为运输萍乡煤矿的煤炭而建的。萍乡煤矿后来由官督商办改为商办，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工业企业，也是当时最大的官僚买办企业——汉冶萍公司的主要厂矿之一，因为中方资金不足，一直依靠德国和日本的贷款，受帝国主义的控制。安源路矿工人们不甘忍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的剥削压榨，陆续爆发了数以百计的自发性斗争。

由于产业重要、工人众多而且富于反抗斗争传统，安源路矿是***最初开展工人运动一直关注的重点区域。1921年秋、冬***两次来到安源，进行实地调查研究。他下矿井、入工棚，走访矿工和家属，深入细致地了解工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思想状况，同时开展对工友的阶级教育和革命启发。

早期为了更好地组织工人，在李立三的领导下，于1922年5月1日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7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遵照中共二大《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d”决议案》中有关“工人消费合作社是工人利益自卫的组织，共产d须注意和活动此种组织”的指示，又在俱乐部之下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李立三兼任经理。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时筹备委员会合影

1922年9月14日，在中共湘区区委和***、李立三等人的领导下，1.7万安源路矿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工人俱乐部发表罢工宣言，提出保障工人权利、发清欠饷、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13项要求。经过与路矿当*的谈判与斗争，工友的要求得到了基本满足，罢工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次大罢工的胜利，使工友们认识到俱乐部的威力，俱乐部和合作社影响力大增，工友们开始踊跃报名加入俱乐部，俱乐部成员由罢工前的1000多人，猛增到1万3千多人。

▲1922年9月18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与路矿两*代表签订的《十三条协议》，是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胜利成果，现为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馆藏，国家一级文物

二、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红色股票的诞生

1922年11月，***进一步指示要求，在与资本家开展**斗争的同时，必须积极开展经济斗争，要办好工人消费合作社，以减少商人的中间剥削。并派易礼容、毛泽民等d员到达安源，以加强工人运动的领导。

消费合作社成立时，本金100元由俱乐部和合作社最初的30余名社员集资，主要经营布匹和少量生活用品。起初合作社就相当于杂货铺，参加的工人很少，资本也很少，仅有百余元，不能独开门面，只能附设在工人补习学校内。

为经营好消费合作社，维护工友利益，工人俱乐部最高代表会议决定，将消费合作社添加股本，扩大规模，在俱乐部成员中招股募资、发行股票，筹措运营资金。争取早日独开门面正式营业。

▲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旧址

俱乐部因为领导工人罢工斗争取得重大胜利，早已深入人心。工友们尽管家庭生活困难，但依然踊跃认购股票，很快筹集到7800多元股金，连同俱乐部划拨的1万元活动经费，共计1.8万多元。消费合作社还自行设计了购股凭证，发给每位认购的工友。

1923年2月7日，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正式开业，独设门面开始营业，店面选择了居民稠密区，位于安源区安源镇老后街。合作社设立兑换、粮食、服物、器用、南货、杂务等股，主要出售油、盐、米、布匹等工人生活必需品，同时代售革命刊物。易礼容接任李立三担任合作社总经理，毛泽民担任兑换股经理。安源路矿消费合作社尝试采用了面向工友的股份制集资形式，成为中国共产d领导下的第一个股份制经济实体。

▲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股票为纸质彩色石印，纵24.5厘米，横12.8厘米，正面上方印有票头，下方竖排红墨石印有股票数量、股值金额、填开时间和持股人姓名等信息，并加盖消费合作社印章和总经理私章，股票背面为竖排蓝墨石印的招股简章。2003年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招股简章》中对股东结构、股份设置、红利分配、经营管理作出了明文规定，重点突出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具体来看：

1.股东结构。《招股简章》中规定：“凡本部部员（指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部员），每月薪在九元以下者劝认一股，九元以上者劝认二股，多认者听便”，募集的初始资金一部分来源于工人俱乐部的划拨，另一部分来源于广大工友的集资认购。占当地人口三分之二的安源路矿工人（包括其家属）既是消费合作社的股东和社员，同时又是消费合作社货品的购买者。集股东、社员、购买者于一身的特殊地位，强化了工友们的主体意识，有效地激发了工友们维护自己权益的自觉和热忱。充分体现了消费合作社所有权的工人阶级归属。

2.股份设置。消费合作社设置俱乐部基金股和工人个人股。《招股简章》中规定：“以五角为一股，分为二十万股”，采用全体部员限定认购股额，每股为五角，工人至少认购1股，至多14股。从股份的设置上照顾广大工友，确立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

3.红利分配。《招股简章》中规定：“股息每年以八厘四计算。每年红利平均分作十分，以四分摊分于各股，三分留为扩充社务之基金，二分为俱乐部基金，一分为社内办事员酬劳金。”消费合作社的红利分配分为四个部分：40%分配给各股东，30%留作了合作社基金，20%作为俱乐部基金，10%作为办事员的酬劳。公平分配资金收益协调保证工人的权益，确立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

三、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经济金融战线的斗争

▲毛泽民

安源矿区地方上大大小小一千多家商号对矿*有着绝对的利益依附，资本家、矿*、商号因此形成了庞大严密的剥削网。1923年3月，易礼容调走，毛泽民代理总经理，7月正式接任。为了撕破这张盘根错节的利益网，对抗*商的哄抬物价、中间剥削，经营好合作社，帮助工友摆脱压迫的命运，毛泽民采取一系列经营管理的有力举措对抗矿方当*和商号的联合盘剥，不仅为工友们赢得了经济利益，得到了广大工友们的衷心支持，也在工友群体中传递了共产d人的精神信仰，取得了思想上**上的胜利。

一是大幅降低货物价格。毛泽民经常深入到矿工和家属中进行调查，并根据工人需要扩大经营品种，从日杂百货到日常油盐酱醋米等，同时还代售进步书籍。为摆脱矿区垄断商号的经济盘剥，毛泽民亲自或派人到长沙、武汉等大城市采购货物以保证物美价廉。为降低采购成本，安排工友股东作为采购人员，采购格外认真卖力，货比三家。为降低运输成本，安排俱乐部所属的株萍铁路职工顺车捎回采购的货物。这样一来，合作社的货物通常比一般商号便宜1/3以上。

二是发放定量供应购物证。合作社的迅速发展和红火经营，使其他矿上千余家商号的利益受到严重影响，许多商号开始秘密联手募集资金，派人抢购、套购合作社的低价商品，打算把合作社商品吸纳一空后再加价倒卖，大赚一笔并挤垮合作社。很快，合作社出现了疯狂抢购、货物很快销售一空的现象。毛泽民感觉事情不对头，经过仔细观察，很快明白了其中蹊跷。于是，他连夜让人赶制了一大批记名木质购物牌并发放给合作社社员。社员凭牌购物和兑换。每人每天只能兑换一次，一次不超过一元，每月不超过十次。这种购物牌是中国共产d历史上最早的定量供应购物证。同时，毛泽民还派人加大采购数量，保障合作社商品供应。这些措施有效地保护了合作社营业秩序和工人利益。

三是为矿工按市值兑换矿票。当时在煤矿上，矿工领到的工资不是银元，而是矿方发行的在矿区流通的矿票，这种矿票只能到矿方和资本家控制的当地商号、银铺买东西或兑换银元。虽然矿方号称一元矿票抵一块银元，但在这个过程中，矿票实际价值要缩水两成以上，让矿工蒙受很大损失。为帮助工友彻底解决矿票工资兑换的问题，消费合作社专设了兑换股，毛泽民亲自担任兑换股经理，提出合作社社员一元矿票可以在合作社兑换一元银元，一律不贴水。

四是吸收存款和发行货币。在保证工友手上持有的矿票十足兑现的同时，消费合作社还想方设法占领矿区的货币阵地，主动出击，吸收工友存款，自主发行纸币。毛泽民在兑换股内增设储蓄部，吸收工人存款，并以合作社商品作为担保，发行铜元票和纸币，以增加股本。铜元票和纸币虽然流通范围只限于路矿数万名职工和家属，但其信誉良好，很受欢迎。这些举措赢得了工人热烈拥护。消费合作社印发的铜元票、股票是中国共产d历史上最早发行的货币和对股份制最初的尝试。

五是统一社务管理。消费合作社正式开张后，初创时存在的一些管理粗放问题暴露了出来，合作社从试办到正式成立，仅仅数月，总经理三次更换，从李立三到易礼容，到毛泽民，合作社内部事务没有统筹管理，内部各股部门单独行事，没有统一的营业计划和事务安排，经济支配各股独立，各自扩充，资金周转不畅，没有统一簿记，账务管理困难。

毛泽民上任伊始，对社务管理进行了大整顿，要求在总经理的直接领导下，统一保管、审核营业收入的账目和资金，统一营业计划，增设杂务股，统一管理全社杂务，增设经济保管员，全社形成集中统一的指挥管理，步调一致地开展工作。毛泽民还主持制定了《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办事公约》，规定的内容相当全面和细致。比如，“合作社在俱乐部换届选举中要向俱乐部做结算报告”“总经理有管理和指挥本社全权，但须受俱乐部最高代表会议及主任团之监督和支配”“各股经理有管理各股营业全权，但进货及定价须先与总经理商妥办理”“各股经理应每日将营业员之账目详细检查盖戳”；设置经济保管员**全社经济和账目检查，还要“将每日所核账目总数及收付总数报告总经理”；还规定了营业员职责及聘任和辞退制度、营业时间、职工请假制度、门卫制度……要求合作社营业员要有保人，保人须缴纳500元保证金等。从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来看，这些都是非常具有开创性的、详实精细的管理规章。

在毛泽民的领导下，合作社与矿方、资本家、同官僚买办利益盘根错节的地方商号，展开智慧的、非常有谋略的经济金融斗争，不到两年时间迅速发展壮大并深入人心。到1924年秋，毛泽民因病离职，合作社兑换银元约2万元，基金达2.8321万元，销售总额达7.6223万元（均为1924年底统计）。这对于当时只有8万多人的安源来说是相当可观的。

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也是全d活动经费少数几个储备点之一，为其他地方工人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持。罗章龙在《关于安源工人运动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片段史实》一文中回忆：“1923年d的三大以后，我担任中央*秘书兼会计，经管全d活动经费。当时除共产国际定期拨给一部分经费外，d的活动经费的主要储备点，在北方是全国铁总，在南方是安源。安源在取得罢工胜利后，积累了比较雄厚的工会基金，除自己举办了颇具规模的工人消费合作社和工人教育事业外，常给各地提供经费援助。”

1925年9月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盛恩勾结军阀，武装包围工人俱乐部，工人消费合作社被迫关闭。

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是全国第一个和当时仅有的一个工人消费合作社，也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个经济事业组织。它的创办和发展，不仅对于改善工人的经济生活，团结工人坚持斗争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中国共产d领导经济金融事业探索了最初的经验，培养了一批经济金融战线的优秀干部，中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林育英，曾任消费合作社营业主任，毛泽民则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首任行长。

作者：中国金融思想**工作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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