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大都市区(全球第6来自大都市区是哪里?)

全球第6来自大都市区是哪里?

一、日本首都东京(Tokyo)是一座现代化的国际城市，位于本州关东平原南端，下辖23个特别区、27个市、5个町、8个村以及伊豆群岛和小笠原群岛，总面积2155平方公里，人口约1229万（截至2003年2月），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按市区人口计算,2004年度东京市的GDP为7848亿美元。二、纽约是美国第一大都市和第一大商港，它不仅是美国的金融中心，也是全世界金融中心之一。纽约位于纽约州东南哈得孙河口，濒临大西洋。它由五个区组成：曼哈顿、布鲁克林、布朗克斯、昆斯和里士满，面积780平方公里，市区人口700多万，包括郊区在内的大纽约市人口1800万。按市区人口计算,2004年度纽约市的GDP为4070亿美元。三、英国首都伦敦（london）位于英格兰东南部的平原上，跨泰晤士河，距离泰晤士河入海口88公里。伦敦的行政区划分为伦敦城和32个市区，伦敦城外的12个市区称为内伦敦，其它20个市区称为外伦敦。伦敦城、内伦敦、外伦敦构成大伦敦市。大伦敦市又可分为伦敦城、西伦敦、东伦敦、南区和港口。伦敦城是金融资本和贸易中心，西伦敦是英国王宫、首相官邸、议会和**各部所在地，东伦敦是工业区和工人住宅区，南区是工商业和住宅混合区，港口指伦敦塔桥至泰晤士河河口之间的地区。整个大伦敦市面积1580平方公里。2001年伦敦人口为718.8万。伦敦是世界最大的国际外汇市场和国际保险中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和贸易中心之一。按市区人口计算,2004年度伦敦市的GDP为2847亿美元。四、汉城是韩国的首都，面积为605.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0.61%，2000年统计人口为1032万。汉城共有25个区，522个洞，是直接受中央管辖的地方自治团体“特别市”。是韩国**、经济、文化的中心按市区人口计算,2004年度汉城市的GDP为1980亿美元。五、洛杉矶濒临浩瀚的太平洋东侧的圣佩德罗湾和圣莫尼卡湾沿岸，背靠莽莽的圣加布里埃尔山，面积1200多平方公里。大市区包括洛杉矶县和奥兰治、文图拉两县的一部分，以及贝弗利希尔斯、帕萨迪纳、长滩等80余个大小城镇，总面积10567平方公里。现在的洛杉矶，已成为美国石油化工、海洋、航天工业和电子业的最大基地。它是美国科技的主要中心之一，拥有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数量位居全美第一，享有“科技之城”的称号，著名的硅谷就坐落这里。近年来，洛杉矶的金融业和商业也迅速发展，数百家银行在洛杉矶设有办事处，包括许多著名的国际大财团，如洛克希德，诺思罗普，罗克韦尔等，洛杉矶已成为仅次于纽约的金融中心。按市区人口计算,2004年度洛杉矶市的GDP为1960亿美元。六、日本大阪府的首府大阪市是全国第二大城市。它位于本州西南，面临大阪湾，面积204平方公里，人口约300万。以大阪为中心的日本四大工业区之一--阪神（神户）工业地带，周围大约有30卫星城市，如东大阪、大阪吹田等，以及高科技企业集中的大阪经济园区。按市区人口计算,2004年度大阪市的GDP为1910亿美元。七、香港位於中国东南端，是发展日渐迅速的东亚地区的枢纽，地理条件优越。香港总面积达1103平方公里2003年年底，香港人口约680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6300人。香港是全球第十一大贸易体系、第六大外汇市场及第十二大银行中心。香港股票市场规模之大，在亚洲排名第二。按市区人口计算,2004年度香港市的GDP为1640亿美元。八、芝加哥是美国第三大城市，五大湖地区最大工业中心。位于伊利诺伊州东北部，密歇根湖西南端。面积590．5平方公里，人口278．4万(1990)，其中黑人约占40％。大市区由库克等6县组成，包括周围许多卫星城镇以及印第安纳州西北滨湖地区诸城，面积12061．6平方公里。以芝加哥为中心的480公里范围内，集中了全国近20％的人口。2004年度芝加哥市的GDP为1460亿美元。九、多伦多(Toronto)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省会，有人口430多万，面积632平方公里。作为加拿大经济中心的多伦多是加第一大城市，位于加拿大心脏地区，接近美国东部工业发达地区，如底特律、匹兹堡和芝加哥等。汽车工业、电子工业、金融业及旅游业在多伦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加拿大最大的汽车制造厂设在此地。其高科技产品占全国的60％。加拿大有名的大银行总部，如皇家银行、帝国银行、蒙特利尔银行等全部汇集于此，90％的外国银行驻加分支机构设在多伦多，按交易额计算，多伦多证券交易所是北美第三大交易所。按市区人口计算,2004年度多伦多市的GDP为1419亿美元。十、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MexicoCity，CiudaddeMexico）位于墨西哥高原南部特斯科科湖的湖积平原上，海拔2240米。30多年来，市区面积不断扩大，形成一个大都市区，包括墨西哥城和附近的17个城镇，面积约2018平方公里。墨西哥城的人口为2000万（含卫星城），居世界之首，增长速度也在世界大城市中占第一位。墨西哥城是墨西哥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它的生产总值占全国的48％。按市区人口计算,2004年度墨西哥城市的GDP为1250亿美元。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8660882.html

《广佛同城发展报告》发布：打造国际大都市区，对于这事你怎么看？

广佛同城，打造国际大都市圈，好！同意这个报告。补充：广佛一体化，统一户籍，户口所在地统一为广州户口。统一车牌，共享城市教育和医疗服务等社会资源。将广州的城市资源分配给佛山，佛山的制造企业进入广州，带动帮助广州的制造业。互取所长，互取所需！

衡阳西南云大都市区是什么意思？

提出西南云大已有十多年了，市区到西渡已有解放大道和船山西路相连，云集有蒸湘南路和107囯道（一六九到云集，应拓宽到双向八车道以上的城市主干道）相连。最近我到云集，人气是过去的几十倍，完全有县城的感觉。南岳已有（南岳高速）相连，把南岳高速加宽改为双向八车道的城市主干道。大埔有315省线相连，提质改造315为双向八车道，从茶山坳或衡阳东站到大埔只有12公里，地势平坦，成本不高，便于修建，大埔通用机场已竣工投入使用。大埔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实现西南云大都市圈，是大城衡阳的根本保证。

世界上的六大都市带分别是？它们的主要城市有哪些？

虽然我很聪明，但这么说真的难到我了

大都市的朋友圈——都市圈 - 知乎

如果说一个人的朋友圈是他和他的朋友组成的圈子，那城市的朋友圈是怎样的？

城市的朋友圈是由相互联系、共同合作的城市组成的。这和地理上所说的都市圈，是不是一个意思呢？读完今天的文章，你就会有答案了。

都市圈，简单地说就是以大都市为核心，辐射带动周边城镇而形成的圈层区域。

每个城市都会对周边地区产生辐射带动作用，形成一个圈层区域，这就是城市圈。核心城市规模越大，辐射力越强，辐射的圈也越大。当核心城市发展成大都市时，可称其城市圈为都市圈。

那么究竟多大的城市才能算作都市？这个圈的范围又有多广呢？每个国家和地区有各自的标准。我国的官方定义是：“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发改规划〔2019〕328号）

都市圈的核心是具有强大辐射带动功能的城市，即大都市，它是都市圈形成的前提。通常这个核心只有一个，极少数情况下也可能出现两个。

一般以人口规模作为大都市的划定标准。《中国都市圈发展报告2018》将城区人口500万人以上、1小时左右通勤圈内人口密度超过1500人/平方公里的城市确定为大都市，共识别出34个都市圈（不含港澳台）。

都市圈的范围就是核心城市的辐射范围，也是城市间联系的极限。由于区域内联系主要通过交通流来实现，所以可以用核心城市到周边的通勤时长来确定都市圈的半径。国际上一般采用“1小时通勤圈”，这是人们对通勤时长忍耐的上限。

由此可见，都市圈范围主要取决于基础设施条件。

日本的东京都市圈是在城际轨道交通之上发展的，面积约1.34万平方公里，大概在以市中心为圆心、半径50公里的圆周范围内。这大约是地铁与城铁支撑下的最大范围。

我国目前能够与大都市实现大规模频繁通勤的距离最多在50公里左右。但随着高铁如火如荼的建设，配合着高速公路、城际铁路、地铁等交通设施的发展，这个半径可以拓展到100公里以上。

③紧密的“网”：交通网、通信网、要素流

都市圈各城市间建设了快捷的交通网络，犹如都市圈发展的动脉。各城市通过交通网、通信网进行着密切的经济社会联系，人员、物资、资金、信息等要素在城市之间快速频繁地流动，交织成紧密的联系网络。

读到这里，你可能会联想到“城市群”这个概念。城市群也是由大城市辐射带动、城市间相互联系构成的区域，那么都市圈和城市群该如何区分呢？

通常，都市圈只有一个核，城市群有多个核。都市圈是由一个大城市向外拓展的单核结构，而城市群一般是以两个及以上的大城市为核心的多核、多层次结构。

城市群的空间范围比都市圈大得多，是由都市圈和周边的都市圈或城市圈连接而成的，可以绵延近千公里。城市群里至少包含一个都市圈，也可以有多个都市圈。

第一个阶段，核心城市的壮大。周边地区的要素向核心城市聚集，极化效应大于辐射效应。

第二个阶段，都市圈的形成。要素聚集的同时也产生了辐射效应，人口、产业向周边转移，并进一步增强集聚能力。核心城市和周边城镇通过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第三个阶段，向城市群转化。当都市圈范围不断扩展，和周边城市也在增长的辐射圈渐渐接近，发生互动，就成为城市群的雏形。

1.都市圈是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抓手。

在提出发展都市圈以前，我国主要的区域政策是城市群。但由于城市群太过庞大，城市之间很难进行协调，而都市圈的尺度较小，内部联系比较紧密，便于实现跨行政区的合作，所以都市圈就成为了带动城市群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抓手和突破口。

2.发展都市圈有助于缓解大城市病，加强大都市的辐射效应。

目前我国一些大城市存在交通拥堵、公共服务紧缺、房价上涨等“大城市病”，同时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吸引力不足，甚至出现人口外流现象。发展都市圈，有利于将中心城市非核心功能疏解到周边中小城市，缓解大城市病，同时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

1.推进基础设施一体化（增强物理联通，缩短相邻城市间的时间距离）

为了促进城市之间要素的流动，首先要完善交通、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互联互通。在交通方面，最重要的就是“打造轨道上的都市圈”。城市群依靠高铁联通，而都市圈主要依赖城际轨道和市域快轨。

各个城市应进行专业化的分工协作，避免无效的竞争。核心城市应该重点发展高端职能，例如现代服务、科技研发、文化会展等产业。周边的中小城市可以承接核心城市的非核心功能，差异化地发展制造业、物流等产业。

公共服务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应让都市圈内各地区的所有人群都能享受到优质的公共服务。比如鼓励城市之间合作办学校、办医院，再如，加快社会保障的异地衔接，让养老补贴可以跟着老人走。

除了上面介绍的三点，发展都市圈的举措还有减少区域内行政壁垒、生态环境共同治理、建立协同管理机制等。总之，这些举措都是为了提高大都市的辐射带动能力，加强城市间的交流协作，促进区域的协调发展。

1.长三角城市群“一核五圈”

长三角城市群是我国最发达的城市群。根据《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2016—2020）》，长三角城市群在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范围内，形成“一核五圈四带”的格*。其中上海是“强核”，“五圈”指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合肥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宁波都市圈。

时事链接：2021年2月，《南京都市圈发展规划》得到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成为中国首个由发改委批复的都市圈规划。

广东省拥有我国第二大的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根据《广东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若干措施》，广东将发展五大都市圈，其中常住人口最多的是广州都市圈，生产总值最高是深圳都市圈。

首都都市圈的规划目前还没有正式出台，但在北京市委关于制定十四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到：“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和河北雄安新区两翼齐飞，构建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

成渝城市群是由成都和重庆两个中心城市共同带动的区域，2020年升级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成渝城市群包括成都都市圈和重庆都市圈。

一、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辐射带动功能强的超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都市圈内每个城市的职能各具特色并实现较高的一体化水平。日本东京都市圈（下图）由“一都三县”组成，面积、人口规模和经济实力均居世界第一位。据此完成1—3题。

1.以“东京都心”为中心，半径50km以内城市（区）的主要职能为（单选）

1.B

读图可知，半径50km以内为东京、新宿、涩谷、多摩新城和千野新城，主要职能应为商业金融。

根据材料，都市圈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因此其大小取决于通勤条件，也就是交通设施条件。

随着都市圈不断发展，东京都心的经济社会发展，人均寿命也会增加。再加上都市圈扩大，青壮年劳动力向外围地区转移，核心地带的年轻人减少，老龄化更加严重。故选A。

都市圈发展会增强核心城市的辐射效应，减小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经济差距。故B、D错误。都市圈发展，东京都心周边的绿地减少，热岛效应会增强，故C错误。

数字经济是杭州都市圈的一张“金名片”，也是浙江参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优势所在。杭州都市圈位于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的南翼，依托高校和阿里巴巴生态产业链，搭建电商产业园区，积极发展智慧电子商务。下图为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简图和杭州都市圈示意图。

产业同构化是指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区域间的产业在组成类型、数量比例、空间分布、关联方式等方面的演进变化逐渐趋于一致，结构差异逐步缩小的现象。产业同构化影响产业合作。产业同构化水平用分工指数衡量，取值范围在0～2之间，指数越大，表示产业差异程度越高。下表为2017年长三角分工指数。

（1）杭州为“中国电子商务之都”，简析杭州发展智慧电子商务的社会经济条件。（6分）

（2）分析杭州都市圈在建线路和规划线路对其发展的有利影响。（4分）

（3）概括浙江与苏、沪、皖产业同构化特点；简析长三角地区产业同构化现象可能产生的问题。（6分）

（4）试从提高产业经济效益角度，提出解决长三角地区产业同构化问题的合理建议。（4分）

（1）电商产业发达，大数据、云计算等提供了技术支撑；人才优势明显,创新动力强；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发达，对外开放程度高；民营经济发达，营商环境优良；政策支持。(任答3点)（6分）

（2）完善区域交通网；促进区际生产要素交流与协同发展；提升杭州的辐射功能和区域城市化水平。（4分）

（3）浙江与苏、皖产业差异程度总体较低；浙江与上海产业差异程度更高（浙江与苏、皖产业差异程度更低）。产业竞争加剧；产业集中度下降，经济效益下降；技术创新不足；资源浪费，降低资源配置效率；人力、物力、财力等投资浪费(任答3点)（6分）

（4）增强产业分工与合作(产业错位发展)，延长产业链；企业重组并构，扩大生产规模；产业转移，提高产业竞争力；发展地方特色产业。（4分）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

马燕坤.都市区、都市圈与城市群的概念界定及其比较分析[J].经济与管理(01).

肖金成.关于新发展阶段都市圈理论与规划的思考[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04):4-9+75.

*文中图片信息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联系删除

郑州大都市区未来会是啥模样？

郑州市与开封、新乡、焦作、许昌四市深度融合，迈出关键一步——

来源| 河南日报、河南日报客户端

编辑 | 吴楷雯 曹淑文 刘晶琦

声明| 本公号原创文章谢绝媒体转载。如经授权转载，请于文章开头注明“来源：河南日报郑州观察（ID：hnrbzzgc）”

大都市区是什么意思？

大都市区是一个大的城市人口核心，以及与其有着密切社会经济联系的、具有一体化倾向的邻接地域的组合，它是国际上进行城市统计和研究的基本地域单元，是城镇化发展到较高阶段时产生的城市空间组织形式。大都市区的半径通常不大于200公里，才能使核心城区与镇村之间办事方便、联系紧密，当天就能来回。

上海大都市圈是什么意思？

大圈指上海的大都市圈，小圈指上海的购物圈、文化圈、饮食圈和休闲圈。上海2035”规划的上海大都市圈包括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嘉兴、宁波、舟山、湖州。从购物圈到文化圈，从饮食圈到休闲圈，以步行15分钟作为时间与空间尺度，一站式解决居民的日常所需。一点点的改变，让城市变得更加舒适宜居，市民的小日子也更加从容惬意。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细节让市民更惬意。“15分钟生活圈”以人的需求为中心进行构建，所有的回应，让人们首先感受到的是“温度”。

从容积率、“大城市病”、公共开敞空间，反思城市发展与治理_澎湃号·政务_澎湃新闻-The Paper

中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华侨城策划规划联盟专家，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副会长

多年前，笔者曾经向香港规划署时任署长伍谢淑莹女士请教：为什么每次流行病疫情爆发，香港的传播都特别猛烈，死亡率也比较高？伍谢署长表示赞同我的判断，并给予了她的解释：首先是香港的人口密度问题，居住和工作场所的开发强度太高、人的交集强度太高，人与人之间难以保持适当的距离，致使细菌、病毒在密集的人群中快速、广泛传播；第二是医疗制度与理念问题，但作为在任官员，她不好公开评价。因此我们在此也不做讨论。

笔者要和同行们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居住用地开发强度和高层住宅。

在城市土地国有、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城市形成了集合式住宅模式。经过住房制度改革、房地产市场建立，城市住宅走向了高层高密度的供给模式。除了北京、上海、天津尚能把居住用地容积率控在2.5以下，大多省会及以上城市近年来的开发强度都达到4.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6.0以上。近年来广东省三旧改造中，一些旧村更新容积率高达10.0。20层以上的高层、超高层建筑成为中国城市、甚至县城的基本居住形态。

笔者近年来一直在提一个观点：高层住宅是中国社会未来最沉重的社会负担，而且可能是无解的负担！高层住宅建造过程中耗材、耗能、造价高，使用过程中能源消耗大，设计使用年限到期后拆除难度高。三个环节的费用成本比多层高出50%～100%。从实际使用中来看，高层住宅的消防、应急、公共卫生、邻里交往、居住心理压力等等都带来很多难题和风险。笔者无法想象未来大量高层住宅的维护、更新和改造的情形。

悲哀的是，**官员把高楼林立视为城市现代化现象；商界和经济界认为是高效率的资源利用方式；一些业界同行也认为是土地政策和资源短缺使然。但笔者认为主要是三个原因：

第一，在土地财政路径下，城市**从追求土地收入总量最大化转向每块出让用地收入的最大化，而住宅用地又是面广量大的市场需求，由此导致居住用地的容积率不断提高。

第二，**为了获取更高的极差土地收益，倾向于大拆大建的开发模式；为了取得财务平衡，又不断提高容积率。而房地产商为了获取超额利润，会不断要求调改既有规划提高容积率。

第三，在GDP导向、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制和**对工业企业税收预期下，大量建设用地用于工业或产业园区发展。除了北京等个别城市以外，特大、超大城市的工业用地占比都在20%～35%之间，而工业用地低效利用和闲置的现象比比皆是，这也导致了居住用地的相应短缺。

在目前人均城市建设用地普遍达到或超过100㎡/人的情况下，通过合理配置资源和规划指标、建筑设计优化、适当提高住宅用地建筑密度，完全可以把住宅用地容积率控制在1.8～2.2，实现以多层和小高层为主的建筑模式，避免高层、超高层住宅的大规模建设。

因此，高层、超高层住宅形态是制度设计和错误观念的结果，而不是资源或效率问题，更不应该是现代化的标志。发达国家只有在北美极少城市的中心区有高层、超高层住宅，且多为真正的豪宅。在欧洲人口密度较高的发达地区近几十年几乎没有新建的高层住宅，只有大量的拆除、部分改造“二战”前后兴建的高层住宅。日本的土地资源约束远高于中国，据卫星影像解读，东京大都市区（约4500km2）与上海城区（3200km2）的人口密度相仿，但两个城市的居住形态和住宅景观完全不同。

2003年3月底，“非典”在香港陶大花园的爆发就与高层住宅造成的建筑内外空气流动状况有关。为了达到极高容积率，高层住宅的建筑布置和平面、竖向设计变得越来越复杂，形成了一些特殊的空气流动效应，导致病毒的传播；同时，特殊的建设形态可能造成的公共卫生安全隐患又缺乏有效的评估，更谈不上预控措施的设置。在这次“新冠”疫情中，笔者也观察到住宅楼宇的跨层传播现象。从武汉的数据来看，“新冠”传染的70%～80%发生在家庭内部。在过于密集的高层住宅中，这么高的家庭传播比例在同一楼宇中造成家庭间传播的情况尚不得而知，但造成住户间的心理压力和恐慌是可以想象的。从接触强度来看，过多的公共空间和共用设施，过多的人群使用同一空间和设施，会大大增加传播的机会和担心感染的心理压力。

如今，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分别提出了45米、36米的建筑控高。建设部新版的“居住区规范”规定住宅建筑控高为80米，但实施难度很大。在京津冀专家咨询委员会的会议上，笔者听徐匡迪**讲了建议雄安新区实行45米建筑控高的根据：国家消防部门的领导告诉他，大城市高层建筑消防灭火时，装备有条件、扑救有把握的高度是45米，也就是15层住宅楼的高度！2010年上海一幢28层住宅火灾造成58人遇难；2017年伦敦24层公寓火灾造成79人遇难。可见，在中国和世界的顶级城市，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都是没有保障的。

此外，笔者也经常听到地方官员说现在的居民喜欢高层住宅，但是这种说法的可信度仍然有待考证。2008年汶川地震后，中规院和山东援建、绵阳北川重建前指共同建成了“窄路、密网、开放街区、没有高层建筑”的北川新县城。数年后，为了增加土地出让收入，县里批了个一幢16层两幢14层的商住楼盘，县城居民通过多个途径向**、中规院和省建设厅反映、投诉说：我们当年说好了要建设一个没有高层的城市，为什么会冒出这些高层？显然，居民并不喜欢高楼林立，高层住宅是居民没有选择的选择。后来，北川县坚持把住宅高度控制在11～12层，容积率控制在2.0左右。2013年笔者在山东、安徽、河南参加县（市）域城镇化调研时曾经多次询问当地居民，是否喜欢、接受高层住宅。三省多个县（市）居民的回答高度一致，“不方便，生活成本高”，“交不起物业费、电梯费”。事实上许多安置型高层住宅小区的物业费、电梯费长期难以征收，需要依靠**与街道补贴。

国家领导人对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提出了“不要高楼林立，不要水泥森林”的要求，雄安和北京城市副中心也对此做出了改变的努力。目前，解决这个问题面对最大的难题在于中国城市的GDP导向、土地财政依赖、企业税收依赖的经济、财政、税收制度尚未改变，中央和地方**在土地资源合理配置，建筑形态科学管控方面的有效制度尚未建立。中国城市何时能放弃土地财政依赖还是一个问题，摒弃高层、超高层住宅的居住形态，要走的路还很远。大量的居民还会继续承受高层住宅造成的高成本和高风险。我们只能期待中国城市发展中影响**行为模式的一些基本制度能尽快尽早改革，让市民在付出一生积蓄，以房奴的代价改善住房的同时也能真正改善居住环境、真正享受高品质生活，让城市的住区和住房更加安全健康，也更加绿色低碳。

中国城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大城市的快速发展，形成了越来越多的特大、超大城市。城市规模成了现代化的标志和地方**刻意追求的目标。经济学家们不断地批评控制大城市的城市发展方针，规划师编制城市规划时最大的压力是拼凑城市人口规模。一方面，大城市的快速发展确实起到了经济集聚效应和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们却无奈地看到各种灾害与公共安全事件频发，特别是在中国特大、超大城市正在不断遭遇疫病攻击和人群集聚导致的突发公共安全，以及自然灾害和环境污染事故的袭击，此外还不断发生建设工程导致的恶性事故和城市供应安全事故。大城市在灾害面前显得如此脆弱，与其外在的表象大相径庭。灾难和事故似乎成了大城市生活的常态，只是不知道下一个轮到哪个城市。

实际上，除了房价高涨、环境污染、交通拥堵、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面对灾难的脆弱性和公共安全事故频发，正是中国当前“大城市病”的症状之一。

“大城市病”似乎是所有大城市成长进程中无法回避的宿命。纵观世界大城市，都曾经有过不同或相似的病症，经历过城市发展的黑暗时刻。一些城市脱颖出来，成了良性、健康发展的优秀城市，如伦敦、巴黎、纽约、东京等等；一些城市继续无序扩张，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进一步退两步的窘境，如墨西哥城、里约、雅加达等等。2014年，中国新一代领导提出了第一个区域性发展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其首要的目标就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治理首都“大城市病”。

在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17年会上，笔者的报告分析了中国“大城市病”的成因：“两个过度集聚和两个不适应”。资本的流动性和社会流动性是大城市的天然优势，由于大城市的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资本可以在大城市获得更高更快的回报，个人和企业活力的机会更多；由于大城市人口众多，社群多元化，城市更加开放包容，社会流动性高。但是，两个流动性过度集聚于、甚至只存在于大城市，中小城市与大城市差距过大，就是国家的发展公平性和治理体系出了问题。笔者曾经戏言：当下国人要想让自己的钱保值增值，只有到一线城市去买房，因为只有一线城市的房价能追过M2（广义货币）的膨胀速度；要想不“拼爹”，就到一线城市去，因为一线城市有更多的发展机会，更少受到排斥和歧视。“两个过度集聚”导致资本和人口大量涌入大城市，城市规模急速扩大。北京、上海、深圳、天津都出现过每年人口增长80万～100万的阶段。

但是，城市**的治理能力和城市的社会文明程度不可能在短期内快速提升以适应人口的急剧膨胀。在**方面，存在发展理念相对落后，对民生需求不够重视；财政能力和建设周期限制了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供给；社会治理体制与制度尚未完善，管理方法有待细化。在社会方面，成熟社会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仍然缺乏；企业社会责任感和诚信意识有待加强；新兴中产阶层脆弱、焦虑而失范，新移民尚未适应社会化的生活方式；居民的社群意识、共同家园意识和基层自治意识缺失。“两个不适应”又形成了越来越多的发展短板和供需矛盾，严重制约了城市规模扩大，导致“大城市病”加剧。

在“两个过度集聚和两个不适应”难以短期改变的情况下，应该如何治理“大城市病”？

首先，应该坚持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适度控制超大、特大城市的增长速度和规模。经济规律不能替代城市规律。传统的主流经济学唯效率和增长是问，往往忽略社会、环境、文化的发展代价，认为城市规模越大越好。笔者和中规院团队对大国首都、世界城市的研究发现，所有成功的大城市在特定阶段都曾经采取过相当严厉的行政、财政、税收或规划手段进行干预和管控，通过严管控最终实现高成本的市场化平衡。没有一个成功的大城市是完全由市场支配而“随随便便成功”的。管控的直接对象不能是人口，更不能是所谓“低端人口”，而是产业与功能。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行政层级化、竞争型的城市体制而言，大城市的产业功能发展不只是市场的力量。城市**为了GDP和税收增长，在经济发展中，往往什么都要，大城市常常与中小城市“抢饭碗”。笔者认为，应该通过对大城市、中心城市的管控，限制和疏解非核心功能来控制人口和就业盲目增长，把城市的部分产业向中小城市转移，使城市的能量外溢，带动区域发展。目前北京就是采取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措施，起到了调节人口的作用。

第二，加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补齐短板，提高城市安全运行能力，满足市民美好生活需要。经过唐山大地震，北京、天津持续的建筑抗震加固至今仍在进行；经历了华东洪水和长江、松花江洪水灾害，大城市的防洪标准提高，工程全面实施；经历多年的“看海”，城市的排水防涝能力得到了提升。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情况是，我国的医疗和教育投入长期不足，与相似发展水平国家相比较也偏低。作为一线城市的深圳，高中学位与就学年龄人口比不到50%；优质学校大班额，优质医院长年人满为患的现象处处可见。武汉在疫情中设立方舱医院是非常有效的举措，这也还得益于因举办世界军人运动会而建设、改造的一批体育场馆。

虽然不可能也没必要都按照高标准灾害、疫情应急来配置城市常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但随着人口和需求持续增长，按比例扩大供给是必须的。这次疫情期间，重庆市老市长黄奇帆提出增加3000亿元财政投入，提高城市医疗设施水平，还计算了这个投入可能产生的经济增长效益。但我相信，在任的市长们可能更倾向于把财政投入用于更直接创造GDP或税收的领域。补短板、还欠账，需要改革过于偏重经济增长的制度设计，更需要地方**转变思想，真真切切关注民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第三，提升治理手段，完善治理体系，实现适应发展需要的城市治理现代化。社会治理手段和体系现代化是中国**时隔40年后提出的第五个，也是唯一非物质性的现代化目标。治理现代化对于正在逐渐富起来，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越来越多元化的中国社会而言，是实现社会经济现代化极其重要的保障。从管理走向治理，需要法治与民主，需要社会多元主体参与，需要尊重科学，倾听多方的不同声音……

提升治理手段，需要提高**的管理能力和水平，动员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在这次防疫过程中，从北京接连发生的几个特殊案例中发现，医院、机关、公安检查、疾控、街道（社区）竟然在极为刚性的管理要求下，都出现了管理失职失误的问题，暴露出城市行政管理的粗糙。另一方面，北京把防疫中的社区封闭、快递投送等群众高度关切的问题放在北京卫视“向前一步”栏目中进行公开讨论，让不同观点充分表达，很好地起到了动员公众参与的作用，是当下推进社会治理的有效手段，建议大家闲暇时关注一下。

完善治理体系，需要给予社会更多的包容和弹性。“非典”期间，广州和北京同为疫区，也是相互旅行最无障碍的城市，笔者多次出差广州，发现两个城市的防疫氛围完全不同。北京提倡戴口罩（不是强制），广州大街上几乎看不到戴口罩的人。笔者的一位同事出差时戴着口罩，引得广州同行诧异的悄悄向我打听：怎么了？“非典”期间，北京的中小学停课约2个月，但广州的中小学没有停课，只是暂停了考试和课外辅导。笔者常说，广州的不停课不只是**的理性和冷静，更是学生家长的理性和从容。两种防疫模式，但效果是相同的。即使在特殊时期，保持一点地方的选择性也许是必要的。社会的多样性和弹性是现代社会治理的核心价值。

在社会需要应对的各种灾难和事故中，防疫决策和实施可能是难度最大的。细菌、病毒来来无踪去无影，充满了不可知、不确定。笔者常用老电影《列宁在1918》中列宁与高尔基争论革命暴力时说的话来解释救灾应急中经常出现的“用力过猛”：“当两个人在打架的时候，你怎么能判断哪一拳是必要的，哪一拳是不必要的”？经历了“非典”、“新冠”，参与了汶川、玉树、芦山救灾应急和灾后重建，笔者的深切体会是，在应对灾害和疫情的社会治理中，要尽量多一点专业团队和公众参与，多一点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用科学的光芒和人性的温暖照亮生命。

中心地区公共开敞空间仍然是稀缺的城市公共产品

2018年，崔恺院士在上海中心考察时俯瞰了上海中心区的城市面貌。事后他对我说，怎么可以把一个城市建得看不到一片绿色？太恐怖了！2017年在深圳，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JohnD.Landis教授跟我说，他最喜欢的中国城市是深圳，因为这个城市拥有很多市民可以自由进入的绿地。其实，上海也有世纪公园、滨江绿地，但从市中心高处眺望，确实满眼是冰冷的水泥森林、玻璃盒子，看不到绿色生命的色彩。每到节日、周末，城市公园里的人流密度甚至比一些商业街还要高。我还清楚地记得，1984年黄海地震，上海虽然没有楼宇倒塌，但造成了不小的恐慌和伤亡。地震发生的第一时间，正在读研究生的笔者和吴志强、唐子来同学骑车去市区观察城市避灾情况，从同济到虹口、黄浦、静安，看到市民只能站在马路中间、交叉口中央避震。我们很难想象，这样高密度和开敞空间严重缺乏的大城市中心地区如何应对更大的地震或其他灾难？更可怕的问题是，这种状况在中国的特大、超大城市相当普遍，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类似情况仍少有改善。

当代城市规划制度产生的最直接动力就是城市应对灾难和疫病的需求。城市规划通过建设安排、建筑管控和设施发展来改善公共卫生，改善建筑空间、道路空间，增加公共开敞空间/公共绿地，保持城市安全与居民健康。现代城市相较于封建时代城市最本质、最显著的空间特征就是城市有了供居民公共享用的开敞空间/绿地，并以此取代了宫殿、园囿和私家花园。特大、超大城市大多脱胎于封建城市、殖民城市，缺乏公共开敞空间是共同的短板。40年发展中，中心地区公共开敞空间仍然是稀缺的城市公共产品。

城市规划的纲领性文件《雅典宪章》把游憩定义为与居住、工作、交通同等重要的城市四大功能之一，说明户外的休闲、运动是居民生活的重要内容；公共开敞空间是城市不可或缺的空间要素。44年后的纲领性文件《马丘比丘宪章》进一步提出“建筑、城市与园林绿化的再统一”，“空间的连续性”，关切城市发展与资源利用、自然环境相适应，环境污染与人类卫生、福利等问题。公共开敞空间是居民的游憩、交往、避灾减灾、亲近自然、改善环境质量和热岛效应的空间。

今天，又一个44年之后，当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转向应对气候变化、低碳绿色发展的时候，公共开敞空间又有了新的定义，它是为城市提供生态服务功能的自然资本，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碳汇生产空间，应对极端天气的安全缓冲空间，气候适应型（climateadaptation）发展的重要元素。笔者正在主持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国合会）绿色技术专项政策研究中，中外专家一致同意把城市食物生产纳入研究，公共开敞空间和建筑应该成为城市食物生产的空间。逐渐提高城市食物自给率已经成为先进发达城市越来越关切的问题。城市国家新加坡提出了“30·30愿景”，就是说2030年新加坡要达到30%的农产品自给率。

近年来，城市公共开敞空间、公共绿地的发展越来越受到**的重视和社会的关注。上海世纪公园，北京奥森公园、朝阳公园，广东的绿道、古驿道、碧道建设，成都的“198绿地”等等都获得了很好的效果。北京旧城区的小型“邮票”公园，深圳湾公园，上海滨江绿地、延安绿地等都是以很高昂的代价建成的城市中心区或者人口密集地区、高地价地区的公共开敞空间。上海延安绿地投资23亿，建成了24公顷的公共开敞空间/绿地，其中90%的费用用于征地拆迁。这些位于城市中心区和中心区外围片区的公共开敞空间无一例外成为城市重要的休闲、运动、交往空间，甚至成为时尚标志、网红打卡地。公共开敞空间吸引的人流越来越多、利用率越来越高，成为中国城市居民生活的必需品，更是代表文明程度的现代城市公共服务的“标配”。

以居民美好生活的需要配置**资源，制定公共政策

对公共开敞空间巨大需求的背后是中国社会走向富裕的中产化进程。从人均GDP200美元到1万美元，中国社会的中产阶层占人口比例已达到30%～40%，社会价值观和消费模式、生活方式正在经历着剧烈变化。从消费观察，经历了从解决温饱，到追求质量、品牌，再到奢侈品的产品消费过程；又从产品消费转向服务消费、体验消费。从生活方式观察，越来越重视身体健康、家庭团聚、社群交往、文化体验、亲近自然、安全保障等等“美好生活的需要”。笔者以为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定义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确实是一个伟大的进步，所应对的社会现实就是一个成长中的中等收入社会，以及社会主要群体的基本需求、生活方式从量到质的变化。因此，作为美好生活、高品质生活直接载体的城市公共开敞空间，文化、娱乐、交往、运动场所，以及独处静思的户外私密场所的需求一定会越来越多。

然而，这个中产阶层又是成长中的、脆弱的，因此无法摆脱“免于贫困的自由”这一中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而显得敏感、焦虑。一方面，受过良好教育和现代科学、文化浸润的中产阶层乐于接受积极向上、文明健康的生活态度，热爱生活，关注健康，珍惜财产和生命，关心社会事务。近年来，深圳的快速成长涌现了中国最大的年轻中产阶层群体，也出现了中国大城市最显著公共生活改良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成长中的中产阶层更害怕艰辛努力所获得的切身利益的丧失，或有限的机会被分享，倾向于更加保守、排斥的社会态度，更加稳妥的行为模式。与先进发达国家更加成熟的中产阶层相比，对切身利益以外的关切更少，例如气候变化、低碳绿色、社会公平正义、践行低碳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

随着中产阶层的成长和广大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社会价值观变化，加之劳动力供给总量持续减少等因素，中国城市发展的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低价要素吸引企业、企业吸引人并创造繁荣的“产-人-城”关系转向了工业化、城镇化“下半场”的优质生活吸引人、人吸引企业的“城-人-产”关系。因此，城市的生活品质和性价比如果不吸引人，就不可能取得经济发展成功。城市各类空间的价值也相应地发生了转换，工业用地大量“晒太阳”，公共开敞空间广受追捧的现象应该让城市**重新思考空间/土地资源的配置问题。扩大公共开敞空间供给，大量建设满足各类人群、各种户外活动需要的公共空间和园林绿地，可以提高城市的宜居性和吸引力；在人口密集的中心地区拿出昂贵的土地资源建设公共开敞空间可以提高地区环境品质、周边地产的价值和中心地区的整体经济收益。应对中产社会的复杂性、多元化，需要更加智慧的资源配置策略，这也是先进、成功城市共同的经验。不幸的是，许多城市**和一些居民发展理念和审美观念仍然停留在“上半场”，继续把高楼林立、立交桥、高架路、宽马路当作现代化的标志。笔者常说这些审美和价值观是中国贫困时代的遗产！国家领导人指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真正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理念，以居民美好生活的需要配置**资源，制定公共政策，才会少一些武汉式的悲剧，多一些居民的福祉，也让城市经济更加繁荣。

宽容和谅解是城市生活的首要因素，也是城市现代性的表现

春节的20天笔者人在上海，想去公园里散散步，不想偌大的世纪公园因防疫而关闭，因此只能去世纪广场。幸好上海有无法关闭的滨江绿地。笔者利用晴天把杨浦、徐汇、浦东、滨江用脚丈量了一遍，再去人民广场，只见“戒备森严”，无处停车，不得其门而入。在这些开放的公共开敞空间，虽然气氛有点儿诡异，但是仍有一些孩子在玩耍，青少年在玩滑板、无人机，中年人在玩乐器，也有人戴着口罩跑步健身。开放的户外空间，温暖的阳光、和煦的春风，即使不能沉醉，也是人们暂避压抑氛围的最好环境、抚慰心灵的最佳场所。笔者很不理解，既然医学上并没有确认气溶胶传播和空气传播，也没有听说在非人流密集的开放空间发生传染病例，为什么要关闭大城市本来就十分缺乏的公园、景区和主题公园？防疫期间，北京没有关闭公园，只是限制了流量，并未发生任何传染迹象。实际上，更加万全的做法可以在控制人流，关闭一些可能导致人流集聚的装置、场地的同时保持这些公园的开放。这些公共开放空间是疫病期间城市唯一的“净土”，无差别地一概关闭实在是“用力过猛”、缺少人性关怀之举。笔者观察到，防疫中的上海滨江人流比想象中的少。社会治理的原则是服务多数、保护少数，即使为少数人而保持开敞空间的开放也是善莫大焉。

笔者注意到，与SARS相比，这次“新冠”之下大城市居民防范意识和社会恐惧心态大大加剧了。这和国家的应对举措有关，也和成长中的中产阶层的脆弱、敏感的生活态度有关。笔者也注意到，网络上关于防疫的种种讨论，诸如新加坡“佛系防控”、意大利抗议“封城”、美国“大流感化”、日韩防控是非、乃至“抄中国作业”等等，言论多样、态度迥异，这其中充满了非常时期的不同选择和不同的价值观交错。当下国人更珍惜生命和健康，这是社会的进步；另一些国家可能更恐惧失去自由；生命无价，自由也不可标价，但两者可以选择，更应该兼顾。不同的选择本身没有对错、优劣之分，只是取决于社会文化、发展阶段的国情。这也正是世界多元共生、和而不同的精彩。笔者向坚守在家中的居民致敬，也会欣赏另一些居民的淡定、从容。

大学一年级笔者读到《马丘比丘宪章》，打动笔者并影响笔者职业生涯的是：“在人的交往中，宽容和谅解的精神是城市生活的首要因素”。这应该是规划师的核心价值，也是城市现代性的表现。中国社会走向富裕，走向中产化的进程不可逆，这也意味着贫困时代“一个政策让所有人获益”，“一个*方治百病”的奇迹不可能再现。规划师必须充分理解社会人群分化、价值观多元化带来的全新问题，认真面对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利益的冲突，善于兼顾、协调，让规划职业在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新冠”疫情终将过去，疫情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当年国家领导人就是在广东考察SARS疫情时提出了新的发展观，没有SARS就没有科学发展观。进入生态文明的新时代，“新冠”的经历至少应该让地方**不敢再掉以轻心，让防疫的手段更加科学完善，让城市有更强的应对能力和空间，让居民的应对更加从容、淡定。规划师更应坚守敬畏自然、珍惜生命、尊重科学的态度，为更加美好、更加多元包容、更加绿色开敞的城市作出贡献。

■来源：华侨城创新研究院、中国城市规划

■编辑：规划师笔记

本文来源：华侨城创新研究院

原标题：《没有疫情，规划师也该深刻反思的问题：容积率、“大城市病”、公共开敞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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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城市群

有很多城市聚集在一起